顾永忠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我国立法机关正在进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准备工作，并将于今年10月完成法律修订程序。围绕这次修改，司法界、理论界都在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据了解，这次修改将采用修订案的方式，由此决定了修改的内容不可能太多，应当重点突出，先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及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程序应当是这次修法的当务之急。为此，撰写本文，以公正、效率、资源、案件的互动关系为视角展开分析、论证。
一、刑事司法制度中公正、效率、资源、案件的互动关系分析
任何一个国家在构建自己的司法制度时，都将面对并力求解决好公正、效率、资源、案件这样几个既彼此独立又密切联系的基本问题和相互关系。
公正是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生命线。从立法的角度考虑司法公正问题，所面对的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具体的个案，而是已经发生和将要继续发生的所有刑事案件的整体。这就需要我们从宏观背景和全局视野分析和思考问题。
公正不是抽象的，而应当是“看得见的”，理论界将其划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并从诸多方面论证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具体的含义，且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诸如要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程序要公开、透明等。但是，公正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它的内涵及其实现依赖于多方面的因素和条件。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因素，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的客观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正属于历史和社会的范畴，具有阶段性和层次性。正因为如此，即使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提出的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也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
从具体内容看，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公正与效率都属于主观因素，是立法者主观愿望追求的产物，并且二者是一种密切相关、此消彼涨的关系，即司法公正的程度越高，司法效率就越低，反之司法效率则越高。[1]从诉讼价值上看，公正与效率不在同一层次上，公正优于并且高于效率。只能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追求效率，而不能为了追求效率而牺牲公正。但是，如果从现实出发看待二者的关系，并非在所有的案件中解决公正都是第一位的。在司法实践中，或由于案件本身的因素，或由于当事人的主观需求，有些案件效率问题比公正问题更为突出更为迫切。因此，我们不能僵化地一成不变地看待和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从客观条件看，司法资源和刑事案件的状况如何对于公正的实现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既定的司法资源下，刑事案件的数量越少，公正的实现程度就越高，反之，公正的实现程度则越低。反过来说，对公正的期望程度越高，要求投入的司法资源则越多。但是无论在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投入的司法资源总是有限的，刑事案件的数量却是难以控制、减少的，甚至呈现为不断增长的势头。在此情形下，要使所有案件获得同样的公正“待遇”，那只能是平均主义地配置资源，其结果必然是每个案件获得的资源投入十分有限。这样从外表看起来，对每个案件都是“公正的”，获得的司法资源同样多，实现的公正程度一样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不公正的。因为刑事案件在“质”的方面是千差万别的。仅从大的方面来看，有犯罪性质的不同，诸如严重犯罪与轻微犯罪之别；又有被告人经历的不同，诸如累犯、惯犯与偶犯、初犯之别；还有被告人认罪态度的不同，诸如否定指控、拒不认罪与主动投案自首、如实坦白认罪之别；再有控方掌握的证据状况不同，诸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之别，如此等等。这就意味着每个案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以致公正、效率程度的要求其实是很不同的，只有按照案件的不同情况配置司法资源，设置并适用公正、效率程度不同的诉讼程序，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的整体公正与效率。
总之，在司法资源难以大量投入，刑事案件却在数量上难以减少甚至不断增加、在质量上又千差万别的现实面前，我们必须优化资源配置，调节诉讼效率，对于那些需要公正程度高的案件，我们宁可投入的司法资源多一些，程序的设置复杂一些，诉讼效率调低一些；对于那些需要公正程度低的案件，投入的司法资源则可以少一些，程序的设置也可以简单一些，诉讼效率则可以调高一些。考察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莫不如此。在日本，既有传统的快速处理轻微刑事案件、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易公审程序，又有近年来推行改革而出台的更加快速、适用范围更广的即决审判程序和主要适用于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案件的由3名职业法官和6名裁判员组成的混合审判制度。在法国，既有适用违警罪的简易审判程序，又有针对轻罪案件的较为严格的审判程序，还有更为复杂的由审判长、陪审官以及陪审团共同审理的重罪案件审判程序。英美国家更是如此，既有由一名法官（甚至是非职业法官）一日内可审理若干个案件的快速、简易审判程序，又有由职业法官和陪审团共同审理、往往旷日持久的陪审团审判程序。不仅传统的西方法治国家如此，而且近年来刚刚从经济困境中走出来的俄罗斯也走上了繁简分流的刑事司法改革之路，一方面建立了程序较为简捷的被告人认罪的特别程序、和解法官审理案件的程序，另一方面又新增了由一名法官和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审判制度。各国不仅在审判程序上如此，而且在审判前的程序上，也建立了各种过滤、筛选机制，采用不同方式减少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还将是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国家难以在刑事司法领域投入太多的资源。同时，由于处在社会剧变的转型期，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居高不下，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数量也是有增无减。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2005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从1986068件发展到4648401件，增长了134％；同期被逮捕的人数从598101人上升到876419人，增加了46．53％，法院审判的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也由584763人增长到981009人，增加了67．76％，与此同时，司法资源的投入有的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例如全国检察机关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1998年为211319人，2004年却减少到197025人。有的虽然有所增长，但与刑事案件的增长并不能同步，甚至实际上还在减少。例如全国律师人数1998年为51008人，2005年发展到114471人，增加了一倍多，但公诉案件的刑事辩护率则从1998年的50．7％下降到2005年的35．8％。[2]
在刑事案件急剧增加，司法资源的投入增涨有限甚至有所减少的情形下，全社会对司法公正和效率的热切呼声却空前高涨，这从近年来社会公众对杜培武、佘祥林、刘涌、胥敬祥、邱兴华等一批重大案件的关注程度和普遍诉求足可以得到说明。广大群众不仅要求司法公正，而且要求司法效率；不仅要求实体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仅要求个案公正，而且要求整体公正。毋庸讳言，在当今中国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效率的强烈诉求与不尽理想的司法现实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从中央到地方，从立法界、司法界到理论界，各方面都在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提出并推行各种改革、完善措施。但是，在笔者看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刑事案件的大幅下降、司法人员的大幅增加、刑事辩护率的大幅提高都是难以做到的。我们必须从现行司法制度、现行司法程序的整体构造上寻找突破口，构建可对刑事案件进行繁简、难易分流的程序机制，以推动司法公正的实现和司法效率的提高。因此，笔者认为，针对我国现存的问题和条件，借鉴、吸收别国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构建中国式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程序不失为重要的突破口。
二、在我国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应当说，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于审查起诉的法律定位是正确的，其确立的包括三种类型的不起诉制度，在理论上有充分的依据，在实践上也是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作法。但是，近10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立法上确立的不起诉制度在司法活动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比例非常低。据有关方面统计，1997年不起诉人数占审查起诉案件总人数的4．2％，1998年则是2．5％。[3]其后若干年来一直都在2—3％之间徘徊。[4]
我国不起诉比例如此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思想观念原因，相当一些检察人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设立不起诉制度的立法意图理解不够深远。此外还有制度本身的原因。现行刑诉法规定的三种不起诉中，只有法定不起诉属于当然不应该起诉的类型，而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都属于裁量不起诉的范畴。这就使不少人特别是上级检察机关和各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层担心不起诉决定的裁量权如果不加严格控制，可能会被滥用，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检察机关都把不起诉案件的比例控制在3％以内。
影响不起诉案件比例非常低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不少人认为我国的犯罪概念和范围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别，凡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犯罪案件都是比较严重的，不同于国外大量刑事犯罪案件实际上属于我国的一般违法案件，因此对它们可以做不起诉的处理。笔者并不否认中外犯罪概念的差别以及由此可能导致我国不起诉案件的数量比较少。但是，是不是只有3％左右的案件才可以作不起诉处理，而97％左右的案件都必须起诉到法院审判？ 笔者对此不能认同。事实上，从我国近年来审判过的案件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采取不起诉处理的，它们包括经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判处拘役、管制的案件、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单处附加刑的案件以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2—2005年问，每年生效判决宣告无罪、判处免刑、拘役、缓刑、管制、单处附加刑及未成年被告人的人数占到当年生效判决所涉被告人总数的比例在35．52％—45．15％之间，这一事实表明在审查起诉阶段扩大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是有很大空间的。如果在审查起诉中对这些被告人中的哪怕一半人即17．76％—22．58％作不起诉处理，而不起诉到法院进行审判，这对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减轻法院和检察院的负担都将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现行不起诉制度是一次定“终身”，一旦做出不起诉决定，对被不起诉人缺乏制约、监督机制，具有很大的风险。为此需要我们在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既能充分展现不起诉制度的优越性，又能把不起诉制度的风险、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的附条件的不起诉制度。在这方面德、日等国的成熟经验和我国一些基层检察机关的探索尝试都是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和吸收、借鉴的。
德国刑事诉讼立法在起诉问题上奉行的是起诉法定主义为原则，起诉裁量主义为例外的作法，但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却是相反，起诉是例外，不起诉或作其他替代性处理则成为原则。据统计，从1981年到1996年期问，提起公诉案件的比例一直比较低，起诉率最高的1982年是19％，起诉率最低的1996年是12．3％，其余案件均作了不起诉的处理，包括撤销案件、申请处罚令、无条件不起诉等，附条件的不起诉也是其中的一种处理方式，比例一直在6％上下浮动。[5]所谓附条件的不起诉也称暂缓起诉，是指对于本来应该起诉的轻罪被告人，在其本人同意的情形下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一定义务，而暂时不予起诉。被告人如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了所要求的义务，对其行为不再作为犯罪起诉追究，否则，将仍作为犯罪起诉追究[6]。此外，德国各州对青少年案件的不起诉率比较高，而且呈不断上升趋势，从1985年平均为25％上升到1992年的近50％。[7]
日本除了对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不予起诉外，在其刑事诉讼法上还确立了“起诉便宜主义”原则，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种不起诉处理方式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日本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率为43％，2003年为35．6％，其中因不具备起诉条件而不起诉的占1．90％，其余33．7％则属于裁量不起诉或犹豫不起诉。[8]而对于其中的犹豫不起诉案件在诉讼理论和法律上都可以理解为，只要还在追诉时效期间内，对其可以再次起诉[9]。当然在实践中作出不起诉处理后再起诉的情况几乎没有。正因为如此，日本著名刑诉法教授，法务省顾问松尾浩也先生称此种不起诉为缓期起诉，指出进入昭和时期以来缓期起诉处分得到了更多的使用，并且被有意识地作为有效地防止再犯的手段加以使用。[10]
我国有些基层检察机关包括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等，在近几年探索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也重点研究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有的地方称为“暂缓不起诉制度”），有的还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尝试。这些研究和尝试成果都表明，在我国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仅大有必要，而且具有广泛的可行性基础。
基于以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现有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其要点是：
1．附条件不起诉的对象及适用条件：可以设定为依照刑法规定可能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其他可适用缓刑以及可免予刑事处罚并具有下列情形的案件：①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的；②犯罪嫌疑人年满70岁以上的；③有自首、立功情节或真诚认罪悔罪的；④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⑤积极赔偿受破坏的公共财产或恢复受损害的公共利益的。
上述案件都是犯罪性质不严重，刑罚后果不严厉，人身危险性又很小的案件。对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处理，不仅完全可以达到经过审判希望达到的法律效果，而且会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其一，由于可免除后续审判，使犯罪嫌疑人保全了做人的“面子”，对他们日后改过自新有极大的鼓励、促进作用；其二，由于可免除后续审判，可促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和解，恢复、挽回因犯罪受到破坏、损害的公共利益，实现恢复性司法；其三，由于可免除对这部分案件的后续审判，将大量节约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出，转而将更多的司法资源投入到那些确需审判的案件中，使这些案件得到确实公正的审理和裁判；其四，由于不起诉，犯罪嫌疑人可提前获释，不仅节约看守所的羁押成本，更重要的是使犯罪嫌疑人提早回归社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
（2013年5月30日青海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湿地保护，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促进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湿地的保护、利用和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湿地，是指天然或者人工形成、常年或者季节性积水、适宜野生生物生存、具有较强生态功能并依法认定的潮湿地域，主要包括盐沼地、泥炭地、沼泽化草甸等沼泽湿地和湖泊湿地、河流湿地、库塘湿地。
第四条 湿地保护遵循科学规划、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湿地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湿地保护投入，将湿地保护管理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湿地保护工作实行目标考核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湿地保护工作作为对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生态保护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的内容。
第七条 湿地保护工作实行综合协调、分部门实施的管理体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湿地保护工作的领导，建立湿地保护工作综合协调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湿地保护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湿地管理机构负责全省湿地保护、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的具体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农牧、水利、旅游、交通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湿地保护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湿地保护的相关工作。
村（牧）民委员会应当配合有关主管部门做好湿地保护工作。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支持开展湿地保护的科学研究，应用推广湿地保护研究成果。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以志愿服务、捐赠等形式参与湿地保护活动。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新闻媒体应当组织和开展湿地保护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湿地保护意识。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湿地资源的义务，并有权对破坏、侵占湿地资源的行为进行检举、控告。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在湿地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名录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农牧、水利、旅游、交通等部门编制全省湿地保护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州、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上一级湿地保护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湿地保护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湿地保护规划应当明确本行政区域湿地保护的总体目标、阶段任务、实施方案以及具体措施等，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水资源规划、环境保护规划、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旅游规划等相衔接。
经批准的湿地保护规划需要调整或者修改的，应当按照规划批准程序重新办理。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编制或者调整湿地保护规划，应当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公示等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经批准的湿地保护规划，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四条 湿地按照其重要程度、生态功能等，分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
重要湿地包括国家重要湿地和省重要湿地，重要湿地以外的湿地为一般湿地。
第十五条 省重要湿地名录和保护范围，由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一般湿地的名录和保护范围，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经州（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湿地申报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名录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编制或者调整湿地保护名录，应当与相关权利人协商，并征求所在地村（牧）民委员会的意见。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湿地及保护范围认定、编制湿地保护规划、湿地资源监测结果评估以及湿地资源保护与利用等工作，应当组织林业、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农牧、水利、交通、气象等方面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评审。评审意见作为决定湿地保护重要事项的依据。
第三章 湿地保护
第十八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湿地，应当依法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
（一）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和省重要湿地保护名录的；
（二）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鸟类的主要繁殖地、栖息地或者主要迁徙停歇地；
（三）生物多样性丰富或者珍稀、濒危的湿地野生动植物集中分布区域；
（四）对动物洄游、繁殖有典型或者重要意义的区域；
（五）其他具有特殊保护意义、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或者科学文化价值的区域。
自然保护区范围内湿地的保护和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第十九条 对不具备条件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按照国家和省相关规定，可以通过建立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湿地多用途管理区等形式实施保护。
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的建立和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条 未设立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的湿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湿地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政策、管理和技术措施，保持湿地的自然特性和生态特征，防止湿地生态功能退化。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湿地保护规划对退化的湿地进行恢复。
因缺水导致湿地功能退化的，应当建立湿地补水机制，定期或者根据恢复湿地功能需要有计划地补水；因过度放牧导致湿地功能退化的，应当实施轮牧、限牧，退化严重的实行禁牧；因开垦导致湿地功能退化的，应当实施退耕措施恢复湿地。
第二十二条 向湿地引进动植物物种或者施放防疫药物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进行试验。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在列入湿地保护名录的湿地周边设立保护标志，标明湿地类型、保护级别和保护范围。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或者破坏湿地保护标志。
第二十四条 湿地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开（围）垦、填埋、占用湿地或者改变湿地用途；
（二）擅自排放湿地蓄水或者修建阻水、排水设施，截断湿地与外围的水系联系；
（三）擅自采砂、采石、取土、采集泥炭、揭取草皮；
（四）擅自猎捕、采集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捡拾或者破坏鸟卵；
（五）擅自新建建筑物和构筑物；
（六）向湿地投放有毒有害物质、倾倒固体废弃物、排放污水；
（七）破坏野生动物重要繁殖区及栖息地，破坏鱼类等水生生物洄游通道，采用灭绝性方式捕捞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
（八）破坏湿地保护设施设备；
（九）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湿地保护和开发利用，应当保护所在地居民合法权益，鼓励和支持湿地所在地居民以劳务或者入股等方式参与湿地保护和开发利用活动。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建立健全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对依法占用湿地和利用湿地资源的，按照谁利用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补偿机制。
因保护湿地给湿地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补偿。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对湿地保护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指导相关部门做好湿地保护工作。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开展湿地资源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林业主管部门。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湿地资源监测网络，组织开展湿地资源状况的监测、评价工作，定期发布湿地资源状况公报。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定期汇总本地区湿地保护工作中形成的数据资料，建立湿地资源档案，实行信息共享。湿地资源档案应当向社会开放，供单位和个人免费查阅。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建立湿地执法协作机制，依法查处破坏、侵占湿地的违法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设立公开举报电话，接受单位和个人对破坏、侵占湿地行为的检举。
第三十一条 凡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名录以及位于自然保护区内的自然湿地，禁止开垦、占用或者擅自改变湿地用途。
对于前款规定之外的湿地，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重点工程建设，应当不占或者少占。确需占用湿地的，有关部门在依法编制建设项目规划时，应当征求林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三十二条 工程建设占用湿地的，建设单位编制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包括湿地生态功能影响评价，并有相应的湿地保护方案。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依法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前，应当征求同级林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湿地保护方案进行施工，减少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避免工程建设对湿地生态功能的损害。
第三十三条 临时占用湿地的，占用单位应当提出湿地临时占用方案，明确湿地占用范围、期限、用途、相应的保护措施以及使用期满后的恢复措施等，有关部门在依法办理用地手续前，应当征求林业主管部门的意见。临时占用期限届满后，占用单位应当按照临时占用方案恢复湿地原状。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应当编制湿地旅游专项规划，指导湿地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旅游专项规划应当征求同级林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在湿地从事生态旅游项目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制定湿地保护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同意。
第三十五条 因发生污染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湿地污染和破坏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消除危害，防止危害扩大，并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林业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十六条 湿地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发现本行政区域内破坏、侵占湿地的违法行为，应当予以制止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报告。
村（牧）民委员会应当积极协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做好湿地保护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工作，发现存在破坏、侵占湿地的行为，应当及时反映和报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编制和组织实施湿地保护规划的；
（二）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
（三）未按照规定审核临时占用湿地申请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省林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湿地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擅自开（围）垦、填埋、占用湿地或者改变湿地用途的，处以每平方米十元以上二十元以下的罚款；
（二）擅自排放湿地蓄水或者修建阻水、排水设施，截断湿地与外围的水系联系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擅自采砂、采石、取土、采集泥炭、揭取草皮的，处以三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擅自捡拾或者破坏鸟卵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五）破坏野生动物重要繁殖区及栖息地，破坏鱼类等水生生物洄游通道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移动或者破坏湿地标志和保护设施设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处以二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临时占用湿地期限届满后，未按照湿地临时占用方案恢复湿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湿地资源破坏的，责令限期恢复，并处以恢复湿地所需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