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2002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6号)
现发布《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自2002年7月1日起施行。
主 席 周小川
二○○二年五月十七日
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期货交易所的管理，明确期货交易所的职权和责任，维护期货市场的正常秩序，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期货交易所。
第三条 期货交易所指依照《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本办法规定条件设立的，履行《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本办法规定的职能，按照其章程实行自律性管理的法人。
期货交易所的注册资本划分为均等份额，由会员出资认缴。
第四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期货交易所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设立、变更与终止
第五条 设立期货交易所，由中国证监会审批。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或者变相设立期货交易所。
第六条 申请设立期货交易所，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下列文件和材料：
（一）申请书；
（二）章程和交易规则草案；
（三）期货交易所的经营计划；
（四）拟加入本交易所的会员名单；
（五）理事会成员候选人名单及简历；
（六）拟任用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简历；
（七）场地、设备、资金证明文件及情况说明；
（八）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材料。
第七条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应当标明商品交易所或者期货交易所字样。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使用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所或者近似的名称。
第八条 期货交易所除履行《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职能外，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能：
（一）制定并实施期货交易所的业务规则；
（二）发布市场信息；
（三）监管会员期货业务，查处会员违规行为；
（四）监管指定交割仓库的期货业务；
（五）监督结算银行与本所有关的期货结算业务。
第九条 期货交易所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设立目的和职能；
（二）名称、住所和营业场所；
（三）注册资本及其构成；
（四）营业期限；
（五）会员资格及其管理办法；
（六）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七）对会员的纪律处分；
（八）会员大会、理事会等组织机构的组成、职权、任期和议事规则；
（九）管理人员的产生、任免及其职责；
（十）基本业务规则；
（十一）风险准备金管理制度；
（十二）财务会计、内部审计制度；
（十三）变更、终止的条件、程序及清算办法；
（十四）章程修改程序；
（十五）需要在章程中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期货交易、交割和结算制度；
（二）经纪和自营业务规则；
（三）风险控制制度和交易异常情况的处理程序；
（四）保证金的管理和使用制度；
（五）标准仓单的生成、流转、管理以及注销等规则；
（六）期货交易信息的发布办法；
（七）违规、违约行为及其处理办法；
（八）交易纠纷的处理方式；
（九）需要在交易规则中载明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期货交易所的合并、分立或者联网交易等，由中国证监会审批。
期货交易所可以采取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方式，合并前各方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的期货交易所承继。
期货交易所分立的，其债权、债务由分立后的期货交易所承继。
第十二条 期货交易所有《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以及下列变更事项的，应当报中国证监会批准：
（一）变更名称；
（二）变更住所或者营业场所。
第十三条 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期货交易所不得设立分所或者其他任何期货交易场所。
第十四条 期货交易所因《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合并或者分立而终止的，由中国证监会予以公告。
期货交易所终止，应当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组制定的清算方案，应当报中国证监会批准。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十五条 期货交易所设会员大会、理事会。
第十六条 会员大会是期货交易所的权力机构，由全体会员组成。
会员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审议通过期货交易所章程和交易规则及其修改草案；
（二）选举和更换会员理事；
（三）审议批准理事会和总经理的工作报告；
（四）审议批准期货交易所的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报告；
（五）审议期货交易所风险准备金使用情况；
（六）决定增加或者减少期货交易所注册资本；
（七）决定期货交易所的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事项；
（八）决定期货交易所理事会提交的其他重大事项；
（九）期货交易所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十七条 会员大会由理事会召集，一般情况下每年召开一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召开临时会员大会：
（一）会员理事不足期货交易所章程所规定人数的三分之二时；
（二）三分之一以上会员联名提议时；
（三）理事会认为必要时。
第十八条 会员大会由理事长主持。理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权时，由理事长指定的副理事长或者其他理事主持。召开会员大会，应当将会议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10日以前通知各会员。临时会员大会不得对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
第十九条 会员大会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会员参加方为有效。会员大会应当对表决事项制作会议纪要，由出席会议的理事签名。
会员大会结束后10日内，期货交易所应当将大会全部文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二十条 理事会是会员大会的常设机构，对会员大会负责。
理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会员大会，并向会员大会报告工作；
（二）选举理事长、副理事长；
（三）通过对理事会成员的不信任案，并提请有关机构审议批准；
（四）拟定期货交易所章程、交易规则及其修改草案，提交会员大会通过；
（五）审议总经理提出的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报告，提交会员大会通过；
（六）审议期货交易所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的方案，提交会员大会通过；
（七）决定专门委员会的设置；
（八）决定会员的接纳；
（九）决定对违规会员的处罚；
（十）决定期货交易所的变更事项；
（十一）审定根据交易规则制定的细则和办法；
（十二）审定风险准备金的使用和管理办法；
（十三）审定总经理提出的期货交易所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十四）监督总经理组织实施会员大会和理事会决议的情况；
（十五）监督期货交易所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期货交易所章程、业务规则的情况；
（十六）组织期货交易所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工作，决定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和变更事项；
（十七）期货交易所章程规定和会员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前款有关职权，理事会可以授予专门委员会或者总经理行使。
第二十一条 理事会由会员理事和非会员理事组成；其中会员理事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非会员理事由中国证监会委派。
第二十二条 理事会设理事长1人、副理事长1至2人。理事长、副理事长由中国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理事长不得兼任总经理。
第二十三条 理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会员大会、理事会会议和理事会日常工作；
（二）组织协调专门委员会的工作；
（三）检查理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并向理事会报告。
副理事长协助理事长工作，理事长因故临时不能履行职权时，由理事长指定的副理事长或者理事代其履行职权。
第二十四条 理事会会议至少每半年召开1次。每次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10日前通知全体理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召开理事会临时会议：
（一）中国证监会提议；
（二）三分之一以上理事联名提议；
（三）期货交易所章程规定的情形。
理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可以另定召集理事会临时会议的通知方式和通知时限。
第二十五条 理事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方为有效，其决议须经全体理事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理事会会议结束后10日内，理事会应当将会议决议及其他会议文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二十六条 理事会会议，应当由理事本人出席。理事因故不能出席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委托其他理事代为出席；委托书中应当载明授权范围。每位理事只能接受一位理事的授权。
理事会应当对会议表决事项作成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理事和记录员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第二十七条 理事会可以根据需要设立监察、交易、交割、会员资格审查、调解、财务、技术等专门委员会，其职责由理事会确定，对理事会负责。
第二十八条 期货交易所设总经理1人，副总经理若干人。总经理、副总经理由中国证监会任免。总经理每届任期3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总经理是期货交易所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是当然理事。
第二十九条 总经理行使下列职权：
（一）组织实施会员大会、理事会通过的制度和决议；
（二）主持期货交易所的日常工作；
（三）根据章程和交易规则拟定有关细则和办法；
（四）拟定并实施经批准的期货交易所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
（五）拟定期货交易所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报告；
（六）拟定期货交易所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的方案；
（七）拟定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变更事项的方案；
（八）决定期货交易所机构设置方案，聘任和解聘工作人员；
（九）决定期货交易所员工的工资和奖惩；
（十）期货交易所章程规定的或者理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经理因故临时不能履行职责时，由总经理指定的副总经理代其履行职责。
第三十条 期货交易所中层管理人员的任免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四章 对会员的管理
第三十一条 期货交易所接纳的会员应当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并具有良好的资信。
第三十二条 期货交易所会员管理办法的内容应当包括：
（一）会员资格的取得条件和程序；
（二）会员资格的变更条件和程序；
（三）对会员的监督管理；
（四）会员违规、违约行为处理办法；
（五）其他需要在会员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事项。
第三十三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会员大会，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期货交易；
（三）使用期货交易所提供的交易设施，获得有关期货交易的信息和服务；
（四）按规定转让会员资格；
（五）联名提议召开临时会员大会；
（六）按照期货交易所章程和交易规则行使申诉权；
（七）期货交易所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三十四条 会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遵守期货交易所的章程、业务规则及有关决定；
（三）按规定交纳各种费用；
（四）执行会员大会、理事会的决议；
（五）接受期货交易所监督管理；
（六）期货交易所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三十五条 期货交易所应当制定席位管理规则。会员不得将席位全部或者部分以出租或者承包等形式交由其他机构和个人使用。
第三十六条 期货交易所每年应当对会员遵守期货交易所业务规则的情况进行抽样或者全面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上报中国证监会。
期货交易所行使监管职权时，可以按照期货交易所章程和交易规则及其细则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会员进行调查取证，会员应当配合。
第三十七条 期货交易所可以根据交易、结算业务的需要，设立特别会员。特别会员的种类、资格条件以及权利、义务由期货交易所章程规定。
第五章 基本业务规则
第三十八条 期货交易所向会员收取保证金，用于担保期货合约的履行。期货交易所应当在其指定的结算银行开立专用结算帐户，专户存储保证金，不得挪用。
第三十九条 期货交易所保证金管理制度的内容应当包括：
（一）向会员收取保证金的比例和形式；
（二）专用结算帐户中会员保证金的最低余额；
（三）当会员保证金余额低于期货交易所规定最低余额时的处置方法。
第四十条 期货交易所应当按照手续费收入的20％的比例提取风险准备金，风险准备金必须单独核算，专户存储。
中国证监会可以根据期货交易所业务规模、发展计划以及潜在的风险决定风险准备金的规模。
第四十一条 期货交易实行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
第四十二条 期货交易实行投资者交易编码制度。期货经纪公司会员和投资者必须遵守一户一码制度，不得混码交易。
第四十三条 期货交易实行套期保值头寸审批制度和投机头寸限仓制度。
非期货经纪公司会员或者投资者申请套期保值头寸的，应当向期货交易所提交经营范围和经营业绩资料、现货购销合同等，由期货交易所审核后确定其套期保值头寸；投资者申请套期保值头寸的，由期货经纪公司会员对其提交材料审核后报期货交易所审核。
期货交易所对会员和投资者在非交割月份和交割月份持有的投机头寸，分别制定最大持仓限制标准。
第四十四条 期货交易实行大户报告制度。
期货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风险状况制定并调整持仓报告标准。
第四十五条 有根据认为会员或者投资者违反期货交易所业务规则并且对市场正在产生或者将产生重大影响，为防止违规行为后果进一步扩大，期货交易所可以对该会员或者投资者采取下列临时处置措施：
（一）限制入金；
（二）限制出金；
（三）限制开新仓；
（四）提高保证金比例；
（五）限期平仓；
（六）强行平仓。
期货交易所按业务规则规定的程序采取前款第（四）、（五）、（六）项措施，应当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期货交易所对会员或者投资者采取临时处置措施，应当按照期货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方式通知会员或者投资者，并列明采取临时处置措施的根据。
第四十六条 当期货价格出现同方向连续涨跌停板时，期货交易所可以采用调整涨跌停板幅度、提高交易保证金比例及按一定原则减仓等措施化解风险。
第四十七条 在期货交易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期货交易所可以宣布进入异常情况，采取紧急措施化解风险：
（一）地震、水灾、火灾等不可抗力或者计算机系统故障等不可归责于期货交易所的原因导致交易无法正常进行；
（二）会员出现结算、交割危机，对市场正在产生或者将产生重大影响；
（三）出现本办法第四十六条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后仍未化解风险；
（四）期货交易所业务规则中规定的其他情况。
期货交易所宣布进入异常情况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前必须报告中国证监会。
第四十八条 期货交易所宣布进入异常情况并决定暂停交易时，暂停交易的期限不得超过3个交易日，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延长的除外。
第四十九条 期货交易所应当以适当方式发布下列信息：
（一）即时行情；
（二）持仓量、成交量排名情况；
（三）标准仓单数量和可用库容情况；
（四）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信息。
第五十条 期货交易所应当就其市场内的交易情况编制周报表、月报表和年报表，并及时公布。
第五十一条 期货交易所对期货交易、结算、交割资料的保存期限应当不少于20年。
第六章 监督与管理
第五十二条 期货交易所应当对违反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行为制定查处办法，并报中国证监会批准。
期货交易所对其会员或者投资者与期货业务有关的违规行为，应当在前款所称办法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及时予以查处；超出前款所称办法规定的职责范围的，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第五十三条 期货交易所制定或者修改交易规则的实施细则，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五十四条 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期货交易所的理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不得在任何营利性组织中兼职。
期货交易所的非会员理事和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期货交易所会员单位及其他与期货交易有关的营利性单位兼职。
第五十五条 期货交易所工作人员应当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诚实信用，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
期货交易所工作人员不得从期货交易所的会员、期货投资者处谋取利益，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从事期货交易。
第五十六条 期货交易所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履行下列报告义务：
（一）每一年度结束后3个月内提交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二）每一季度结束后15日内、每一年度结束后30日内提交有关经营情况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执行情况的季度和年度工作报告；
（三）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报告事项。
第五十七条 遇有重大事项，期货交易所应当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前款所称重大事项包括：
（一）发现期货交易所工作人员存在或者可能存在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行为；
（二）期货交易所涉及占其净资产10％以上或者对其经营风险有较大影响的诉讼；
（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五十八条 中国证监会认为期货市场出现异常情况时，可以决定采取延迟开市、暂停交易等必要的风险处置措施。
第五十九条 中国证监会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期货交易所高级管理人员实施提示。
第六十条 中国证监会可以向期货交易所派驻督察员。督察员应当依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履行职责。
督察员履行职责，期货交易所应当予以配合。
第六十一条 期货交易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监会交纳期货市场监管费。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业务规则指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及其实施细则。
第六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2年7月1日起施行，1999年8月31日发布的《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解析契约正义的演进
——兼论强制缔约的产生
崔明石
内容摘要：契约正义是契约法律的基本理念，通过对其的发展过程的了解，可以明晰契约法的发展理念的变迁，进而洞悉其未来的发展方向。现代契约法表现为契约自由的规制，体现根本的契约正义。强制缔约就是在这一前提下诞生的。本文分析了强制缔约的内涵，及与契约正义的联系，以期对其有一个根本的认识。
关键词：契约正义 契约自由 形式正义 实质正义 强制缔约
正义的观念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时期，它是一种调整自然力对宇宙组成部分的作用，保证平衡与协调的先验宇宙原则第一次出现的。后来的进一步发展才使它主要成为一个伦理概念、宗教概念、政治概念和法律概念。自从正义这个最早的、分歧最广的理论思想被提出以后，人们一直不断地为正义理论之厦添砖加瓦。不同国家、阶级或者党派的人对正义会有不同的理解。时至今日，正义被认为“关注的是使一个群众的秩序或者社会制度适合于实现其基本目标和任务……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要求，并与此同时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需的。”[1] 换言之，衡量任何一种法律的正义性是以其促进社会进步，及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标准的。法律的正义观，体现在契约法中，就是契约正义。
一、契约正义的演进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把正义分为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两种。形式正义与法的普遍性相联系，它要求对所有人平等执行法律和制度，而不管法的实质、原则如何，给予人们机会平等；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不同，它在于实现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的正义和公平，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的正义观，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给予人们结果的公平。契约法中契约正义演进的道路就是契约法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之路。
古典契约理论，即18、19世纪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契约理论。在此理论框架下，“契约即公正”，契约正义表现为契约自由，为契约自由所兼容。契约自由主要有四层意义：(1)缔约自由，即当事人双方有权决定是否订立契约，法律不应限制当事人订约或不订约；(2)选择缔约相对方的自由，即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与谁缔约；(3)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即当事人有权订立任何种类契约和契约的任何条款，法律不得随加干预。（4）选择契约形式的自由，即契约的形式由当事人自由协商决定。在契约即自由、法律即契约的这种认识下，法律的唯一崇高使命就是捍卫当事人之间的自由意志，“立法者不得为当事人订立契约”，“法官不得为当事人订立契约”是通行一时的格言。因此，18、19世纪的理性哲学坚信：契约自由本身意味着正义或公正，自由意志将导向公正。如康德认为：“当事人就他人事务作出决定时，可能存在某种不公正，但他就自己的事务作出决定时，则决不能存在任何不公正。”[2]
古典契约理论建立的一个假定的前提就是：忽略人的个体差异性而将其视为“抽象的一般人之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作为商业交换主体的劳动者、消费者、大企业、中小企业等具体类型，在民法典中，被抽象为人这一法律人格。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自然人是指有理智和情感的人类，但他在法律上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把各人具体的情况，如男女老幼、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等差别统统的抽象掉，只剩下一个简单的符号——“自然人”。然后来规定的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完全的平等；对于社会中的团体也是如此，无视其大小和强弱而抽象为法人。从这一抽象的假设的前提就可以看出，古典契约理论下的契约正义只是正义的外衣，而没有实质的内涵的。斯宾塞认为,“同正义观念相联系的最高价值并不是平等,而是自由,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任何他能从其本性与能力中得到的利益。每个人都应当被允许维护其人格、获得财产、从事一项他本人所选择的业务或职业、自由迁徒并毫无拘束地表达其思想与宗教情感……个人的自由只应当受所有人之间的平等自由的限制。”[3] 剥离了个体差异的自然人和法人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在市场上自由地、残酷地竞争着，最终导致贫富的分化，这促使人们再一次的寻求契约正义的本质。
自20世纪以降，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时期，随之古典契约法陷入全面危机。它的至高无上原则在新经济环境里暴露出种种弊端，这时契约自由给予人们的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其无限制的发展却带来结果的极不公平，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在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信息收集能力、判断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差距。契约的理念只有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方能建立起来。缺乏实质上的平等，契约自由只能是使契约成为一方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对方之上的工具。从而导致贫富的急剧分化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当契约自由丧失自然与公正的本能时，契约正义问题便凸显而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契约法的中心问题，已不是契约自由而是契约正义的问题。约款内容的规制、消费者的保护、对新的契约类型的调整、附随义务理论等与其说是自由的问题，不如说是正义的问题。契约法已从重视其成立转移到契约内容上来了。只要存在契约，意思支配的领域会继续存在，但那里的意思已不单纯是19世纪的意思，在意思上，追加了理性这种社会考虑。”[4]
于是，契约正义在20世纪出现新的诠释：一种正义的契约制度应该通过各种制度性安排来改善那些拥有最少的权力、机会、收入和财富的“最不利者”的处境，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罗尔斯认为它是一种公平的契约或协议的结果，其本身意味着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因此，现代契约正义实际上是一种抽象性目标原则，它以限制契约自由，弥补其弊端的姿态登上舞台。它一方面要求契约当事人缔约和履约时，要考虑个人利益，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要求在认识到缔约双方的缔约能力存在着差别，在制度设计时平衡双方交易的利益，从而达到对弱者的保护，既而体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在现代契约法中，人们所追求的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契约正义，“契约法以其正义为最高价值目标。”
二、契约正义演进的内在逻辑
契约制度的诞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契约正义思想演进的过程是与市场经济的逻辑演进密切相关的。
古典契约理论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初级阶段的理论。其自由经济的基本观念，是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交换相互的财产或服务。用法律语言表述即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订立合同。进入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长壮大，商品生产和交换进一步的发展要求摆脱一切束缚和限制，要求实现充分自由竞争。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猛烈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倡经济运行的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废除各种限制性法规，政府应采取并奉行不干涉经济事务的政策。根据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独立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自发地保护了所有权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平衡；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经济上的供求关系规律，不仅使商品的价格与其价值相适应，而且使生产与需求相适应；在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人们实际上也在自觉与不自觉地为社会服务，从而促进了社会利益的增加。契约正义就是上述思想在合同法上的反映，体现了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
“契约自由”的思想是建立在假设有一个“完全自由市场”(或称完备的竞争市场)的基础上的。这个市场模式包括有三个与签订契约有关的假定条件：1.契约不得涉及除当事人之外的任何第三人。2.充分的信息。3.有足够的可供选择的伙伴。而时间进入到了二十世纪，凯恩斯经济控制思想的出现是国家抛弃自由竞争，转而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标志。上述的契约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契约即公正”也就越来越具有形式的意义。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劳动者和雇主、大企业和消费者、出租者和租借者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契约正义”受到了挑战，在雇佣契约、标准契约、不动产租赁契约中，经济弱者的利益在契约自由的原则下受到了损害。因此，庞德断言，尽管在50年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形成了他们之间的法律，但这种观念早已在全世界消失了。因此，实现契约正义的目的不仅保障个人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保障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和谐与协调。通过对个人本位主义的取舍所确立的社会本位思想的理论成为法律的根本理念。从此，限制契约自由，保护社会利益成为契约法首要任务。
三、实质正义的实现与强制缔约
强制缔约是古典契约向现代契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思想、社会和和经济条件的迅速变化而出现的。在强制性合同中，强制力量源于法律规定，基于社会整体利益，人们必须承担订立某些合同的义务。在德国这种强制性合同被称为强制契约或契约缔结之强制。如在电力、邮政、煤气、铁路运输等公用服务事业，公用事业单位对顾客提出的缔结合同的要约，无重要事由不得拒绝；再如，对从事公证人、医师、药剂师、护士等职务的人，由于其职务具有公共性或公益性，因此不得滥用其职务拒绝他人正当的缔约要求。强制缔约伴随着对契约自由的规制及在实质上践行契约正义而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于强制缔约的涵义学者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王泽鉴认为强制缔约是指“个人或企业负有应相对人的请求，与其订立契约的义务。易言之，即对相对人的要约，非有正当的理由不得拒绝承诺”[5] 。此种观点可认为是狭义的强制缔约。根据此观点，只要要约人提出要约，受要约人在正常的情况下，不得拒绝对要约人做出承诺，必须与提出的提出要约请求的要约人缔结契约。并且受要约人同时丧失了是否缔约的自由以及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广义的强制缔约不仅包括受要约人对要约人有承诺的义务的情形，而且也包括特定的主体有向他人发出要约的义务的情形。广义的强制缔约又可以细化为“内容型强制缔约”和“对象型强制缔约”和“强制承诺”三种。“内容型强制缔约”是指强制主体从事积极行为以订立某种类型的契约，例如强制投保第三者责任险；“对象型强制缔约”是指强制主体只能与某些特定相对人订立契约，例如消费者不得不与被法律赋予垄断地位的企业订立某些消费合同；“强制承诺”是指法律对义务人附加承诺的义务，例如百货商店对顾客购买柜台陈列商品的要约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对象型强制缔约”与“强制承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制义务人与某一特定相对人而非其他人缔约，主要手段是赋予特定企事业法定垄断地位，主要约束对象是普通消费者；而后者则强制义务人与所有符合条件的相对人缔约，不得存在差别待遇，主要规制对象是一些公用企事业。强制缔约是对契约自由的根本的限制，是在承认社会成员经济实力政治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区别的对待缔约的双方，强制居于事实上优势地位的一方，无正当的理由，不得拒绝缔约的要求，强制其作出承诺，进而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正如罗尔斯所理解的那样：如果一种社会安排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有助于最不利者群体的利益,它才能是正义的。[6]
契约正义是契约法的最高价值目标，契约自由是契约法的灵魂和生命。契约正义是契约自由的核心，一部契约自由发展的历史，也是契约正义发展的历史。正是自由缔结的契约即为公正的这一理念使人们将契约自由奉为神圣，也正是对契约自由权利的滥用造成对契约正义的违反，导致了对契约自由进行限制。人们崇尚契约自由是为了契约正义，在立法上明确强制缔约制度，也是为了真正的契约正义。强制缔约制度的确立适时的限制和弥补了契约自由原则自身所有的缺陷，更有利于维护社会正义和整体利益。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替代，并将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无穷活力！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tractual justice
——And On the creation of compulsive contract
cui ming shi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Liaoning shenyang 110034)
Abstract: Contractual justice is the basically principle of the contract law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ractual law’s development process, we could be clear with the change of the contractual law’s development principle, and understand thoroughly it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The modern contractual law appears to Limit the freedom of the contract and practice the innate contractual justice. The compulsive contract’s creation is under this premise. This article analyze the compulsive contract ‘s mean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tractual justice, and is hoped to know well about it.
Key words: contractual justice the freedom of the contract form justice substance justice compulsive contract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第252页
[2]转引自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Ｍ]，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第20页
[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Ｍ].邓正来译.北京:华厦出版社，1998，第241页
[4]王晨：日本契约法的现状与课题[J],《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
[5]王泽鉴：债法原理(二)[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第79页
[6]姚大志：导读：从“正义论”到“正义新论”[Ａ].[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4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