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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法官素质和待遇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韩鸿翔


　　同国外发达法治国家相比，我国法官素质和公信度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相应的是，我国法官待遇和地位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两个低”是对我国法官在社会生活中身份和地位的真实折射。

一、“两个低”形成的历史原因

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形成崇尚法治的文化传统，法律意识基础也非常薄弱。相反的是，人治思想基础非常浓厚，“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即为不忠”等等都反映了人们心中君权至上的思想。在诉讼断案方面，老百姓心中也是包公、海瑞等清官情结。其实，人们心中的包公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官，他集警官、检察官、法官和执行官于一身。在包公身上人们所向往的是公道正派和为民做主，而不是现代法治理念所要求的法官居中依法公正裁判、司法为民。司法为民和为民做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为民做主固有含义便是：“父母官”以权力为依托，在个案中实现公平正义；至于权力运行是否合法，是否遵从既定程序，权力运用的方式能否普遍适用，则在所不问。“权大于法”至今仍是社会民众的普遍心理。人们对法律（法治）的信仰远不及对权力的信仰。

经过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短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华民国时期，几千年来一直都是在君权至上、法为权用的人治思想传统。既便在1954年我国诞生了第一部宪法后，法治思想的萌芽还未形成，就被后来十年文革的惊涛骇浪所淹没。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才开始真正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到党的十五大才提出依法治国方略。所以说，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只是近几十年来才提出的。

在这种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支配下，生活实际中，当人们的利益受到侵害而为自己寻求救济之时，通常想到的是找“中间人”来管一管，对于诉讼比较“厌恶”，不到万不得以不为之。在当今，人们对自己权利的救济还有一种中国特色的方式：有矛盾纠纷往往想到的不是找法官，而是上访告状，找“县官”、“市官”、“省官”，甚至“告御状”，即便对法院的判决不满也不例外。人们总希望能换一个更大的“官”来把这些个“小官”管一管，治一治，为自己做主，为自己出气。他们深信“权大于法”。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种原因，但是也不难看出，人治思想在人们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巨大影响，而法治思想在群众中的基础却是多么薄弱。

在中国古代，在职位设置上没有真正意义的法官这一职位。法官和行政长官融为一体，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二为一。县、州、道、台等各级长官皆可坐堂问案并依律决讼断狱。现在人民法院的前身向前可一直追溯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在一些地方的农会才成立过审判土豪劣绅的法庭、审判委员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成立过中央最高法院和省、县、区各级裁判部。这是我国司法制度的萌芽。[1]审判机关诞生之初，便是以中央政府对敌斗争工具和对内调解矛盾机关的面孔而出现的，他属于政府的组成部门之一。到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布后，人民法院根据规定才不再隶属于政府，不再向其报告工作。但是法院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且当时对法官任职条件、待遇等一系列问题，法律也没有另行规定。现实当中，法官一直是参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管理的。既便2003年《法官法》诞生后，其规定也未被很好地落实。

由于这一系列历史原因，包括法律文化传统因素，至使一直到今日全社会民众看来，法院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和政府的一般工作部门并无多大差别；法院工作人员（法官）在整体素质和知识结构方面，与一般公务员相比，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正是这种社会责任和人员素质的无差别，最终决定了待遇方面的无差别。于是，相对国外成熟法治国家而言，我国就出现了法官“两个低”的现状。

二、法官的素质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现在我们就有了一个问题：法官 “两个低” 的现状是适应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还是与之相悖呢？

我国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自此，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建设转向市场经济建设，经济立法数量大量增加。要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宏观调控，国家必须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只有公平才能激发创造力，只有有序才最大限度地避免财力内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要做到公平有序，就必须制定完备的法律，用法律确定各方权益，规范社会秩序。市场经济就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只要存在竞争，就会存在纠纷，要使纠纷在公平有序的环境中得到解决，就离不开法官通过司法程序依法居中裁决。公平合法有序同样也是对政府行为的基本要求。在行政诉讼中，法院还负有审查政府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合理性的司法裁判权。在历史中形成的，法院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的格局，正在逐步被打破。可以认为，法院承担的社会职责相对政府的一般行政部门而言，越来越重大了。

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二十年来，全国人大大量立法，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也层出不穷，国务院及各部委、各地方人大、政府的各种法规、规章更是多如牛毛。所规范的内容不限于上文所述的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婚姻、家庭、侵权等基本的民事法律，涉及政府各个管理领域的行政法律，以及规范法官和当事人行为的诉讼法律也越来越细化。早期法律秩序通常能够在没有通过适当训练而获得实体法和程序法知识的情况下得经维持。但是，现代社会生活变得愈来愈复杂，法律规范也变得愈来愈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伴随着法律调整的社会生活关系的广泛化和复杂化以及相应对纠纷的解决提出更高的要求，法院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重大，早期的未经培训的经验型法官已逐渐让位于经过严格培训的专业型法官。不管懂不懂法律，只要进了法院熟悉两年都能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这样一来，国家和社会对法官的素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纵向比较。
同时，相对行政机关一般公务员进行横向比较而言，国家和社会对法官素质的要求也更为提高，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分析得出：

（一）人之常情，理之所在。法官作为双方当事人纠纷的裁判者，处理纠纷理应比双方当事人看问题更全面、更深刻、更在理、更能服众；否则，就不称为法官。故此，法官的素质相对而言，在总体上应高于检察官、律师、以及行政机关一般公务员。此三者，常常是案件的当事人。

（二）、法官不但是处理纠纷的裁判者，而且是终局裁判者。当人们行为出现侵权、违约或其他不当之时，包括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有违合法性、合理性或正当性之时，相对人可以到法院找法官寻求救济，法官可依法纠正之。可是，如果当法官的行为不当之时，又有谁来纠正。这是司法终局决定的。因此，法官应当是高素质的，既包括能力，也包括良心，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的不当行为。

（三）、现在提倡处理纠纷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两个效果都良好，最终当事人息诉罢访，案结事了。当事人包括的范围太广泛了，一般群众、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行政机关都可能成为当事人。这就要求法官能够针对社会各个不同阶层形形色色的人做思想工作，会说理，说的在理，不仅能讲法理，还能讲情理、道理、伦理，并且能讲到当事人的心中。这就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社会经验，高超的表达能力，甚至还要有敏锐的政治智慧。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我国现在的法官的低素质的状况已不能再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法官素质亟待提高。那么，法官素质提高到多高才可以？这无法用一个“尺子”去量，但总的目标是达到“令人敬佩”。

三、法官素质与待遇

提高法官素质的方法和渠道有很多，但从根本讲只有两个：一是法院系统内部花费必要的人力物力，提高现任法官素质；二是直接从社会上录用或调入高素质法律人才，逐渐添补法官空缺，逐渐从整体上提高法官素质。第一种方法是解决目前法官素质低的临时举措，从长远来看，第二种方法才是最终提高并保持高素质法律人才从事法官职业的根本之道。道理很明显：法官素质高低不是自己跟自己比，而是相对全社会而言，因此为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国家也应当在全社会范围内，吸收高素质人才进入法官队伍。另一面从社会上吸收人才，也使社会人力资源得到合理利用，节约高素质法官产出的投入成本。
当全社会都在要求公平和正义之时，当提高法官素质成为当务之急之时，当法院需要引进、挽留高素质法律人才之时，有关法官待遇的问题就成了一个无法让人回避的问题。我国法官待遇低，已被普遍共认，也已被当前的法官不断流失的实际状况所证实：“近年我国共流失法官1．6万人，其中多数是从西部地区流失的。”“学法律的大学生在毕业就业时首选律师，其次是大公司，最后才是法官。”“律师和法官在待遇等各方面的差距实在太大。”[2]

根据北京市司法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度北京执业律师已突破1万名，这些律师的行业收入突破50亿元。业内人士保守估算，这1万名律师中至少有200名的个人资产已达到了千万富翁水平。这就意味着，每50名北京律师中就能诞生一个千万富翁。粗算下来，北京律师年均收入可达50万元。[3]律师界这样高的收入，法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其实质是劳动力的价格。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哪里价格适中，效益好，资源就自然向哪里集中。人才资源的配置亦然，哪里劳动力价格高，人才自身的价值展示得越充分，人才就会流动到哪里。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由于我国律师界的收入在总体上远高于法官收入，因此，在我国形成了律师水平高于法官水平不正当局面。就单从这一点讲，让两个针锋相对的高素质的律师在低素质法官的裁判面前“胜败皆服，案结事了”，谈何容易？

这就出现了法官的经济待遇与其责任、义务不相对等的现状。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应尽量避免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因而不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工资是其唯一的收入来源，国家应保证法官享有相对优厚的待遇。但长期以来，法官的工资序列一直是按公务员的序列进行管理的，没有自己的工资序列，体现不出责任的重大和职业的神圣。而法官作为纠纷的最后裁判者，审判行为作为一种复杂劳动，本身具有的责任特别重大，负担较重。法官审理案件，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那只是处于风暴眼之中的一种暂时的、虚假的平静。实际上，法院的判决稍有闪失，各种社会矛盾随时有可能呼啸而来。而与其相对应的律师工作则比较轻松，收入水平比法官高得多，同是法律职业，对比显明，“法官下岗当律师”这一本末倒置现象在中国产生就不足为奇。培养法官的廉洁作风笔者也提倡，但法官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还是要同自己周围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的，受着社会各种思潮的影响，仅加强对法官廉洁自律的教育是不够。人们曾说“法官要耐的住寂寞”，不错，法官应该约束自己的业外活动，不作与法官身份、职业相悖的事情，但是法官最起码的生活质量要保证；法官不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吃请，但要自己请得起自己；不要出现法官因为不能支付自己子女上大学所需的费用而离职。

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应当从提高法官待遇入手，使各级法院逐步引入与留住有经验的、合格的、多样化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激励现任法官加强自修，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法官职位的需求。 “改善法官待遇。这并不是法官自利欲望驱使所至而提出的改革，而是其他国家改革的经验。提高待遇能带动法官素质提高，带动纪律严肃，树立法律权威。”[4]美国作为发达的法治国家，为留住有经验的高素质法官和引入优秀的律师担任法官，提高法院司法能力，在法官待遇方面可为他国之楷模。美国联邦法官“一经任命不仅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非经国会弹劾，不得免职，而且享受高出一般国家工作人员3-5倍丰厚的经济待遇，由此培育出的法官队伍使得他们忠于法律，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始终保持执行案务的公正性和执行职务的廉洁性，自觉地践行法律，以体现法律的权威。”[5]即便如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院约翰•罗伯茨在2007年度报告中陈述：“也决心继续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二十年的追求：为使联邦法官得到合理的薪水”，还在努力呼吁国会增加联邦法官的收入。[6]

法官待遇包括方面很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待遇；二是身份待遇。经济待遇即工资的多少，身份待遇即社会地位和受到尊重的程度，其中经济待遇占主要方面。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果洛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4月16日果洛藏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1990年11月3日青海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第三章 自治州的经济建设
第四章 自治州的财政管理
第五章 自治州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
第六章 自治州的干部、职工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管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果洛藏族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果洛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是青海省果洛地区藏族人民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
自治州辖玛沁县、玛多县、甘德县、达日县、班玛县、久治县。
自治州首府设在大武镇。
第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州人民政府。
自治机关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第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全州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把自治州建设成为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安定、人民富裕、民主文明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自治机关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本州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的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州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后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州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都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相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第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州内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州内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机关加强宗教事务管理，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破坏社会秩序和民族团结，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干涉婚姻、计划生育，妨碍国家行政、司法、教育制度、生产建设和推广科学技术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各族公民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民族政策、民族团结、遵纪守法的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各民族人
民的思想道德素质。

第二章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第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藏族公民应占半数以上。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有藏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州州长由藏族公民担任。
自治州的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和所属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应尽量配备藏族人员。
自治州的一切工作部门和工作人员，必须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的监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执行职务时，同时或者分别使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
自治机关鼓励各民族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汉族干部要学习藏族的语言文字，藏族干部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学习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汉文。对能够熟练使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的干部予以奖励。
自治州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公章、牌匾，一律并用藏、汉两种文字。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设立藏语文翻译和研究工作机构，做好藏语文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促进藏语文不断发展。
第十四条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应当有藏族公民担任院长或副院长、检察长或副检察长，工作人员中应当尽量配备藏族人员。
自治州的人民法院和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在审判和检察活动中，同时或分别使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不通晓藏语文或汉语文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三章 自治州的经济建设
第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本州的实际情况，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自主地安排管理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自治州的经济发展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第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坚持以牧为主，多种经营，开发资源，加工增值，治穷致富的经济建设方针。
自治机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充分发挥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
第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管理和保护州内矿藏、水流、森林、草原、土地及珍稀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破坏自然资源，对可以由本州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第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坚持立草为业，防疫灭病，改善生产条件，提高总增，增加商品的牧业生产方针，促进畜牧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第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坚持草业先行，逐步增加对草场建设的投入，加强对草原的保护、管理和建设，建立完善草原管理和建设制度，实行草场公有，承包给集体和个人使用，实行谁使用、谁管理、谁建设的承包经营制，草场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鼓励群众进行围
栏、种草、棚圈、定居点的配套建设，提高防灾、抗灾能力，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第二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推广季节畜牧业，组织引导群众合理调整畜群、畜种结构，增加母畜比例，搞好土种选育，提高牲畜质量，稳定和发展牲畜基数，实行科学养畜，提高牲畜的繁活率、总增率、出栏率和商品率，提高畜牧业经济效益。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重视畜病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检结合，以检促防，防重于治，加强畜牧兽医工作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畜疫防治网络和责任制，搞好畜疫防治工作。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稳定和不断完善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自愿互利，提倡和鼓励各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稳妥地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促进畜牧业经济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小块农业区实行农牧林结合，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发展农田水利，推广良种和药剂灭草等先进技术，提高粮油产量。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国营林场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积极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
自治机关有权经营和管理本州区域内的森林，允许将国家不便管理的疏林地、次林地承包给集体和个人经营，宜林的荒山、荒坡可以划给集体和个人植树造林，谁种谁有，允许继承和转让。
自治机关加强林木的管护工作，禁止滥伐，严防火灾，保护林业资源。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的工业建设实行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更新、挖潜改造并举，根据本州资源，优先发展以畜产品和土特产品加工为主的加工业，积极发展采矿业。
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帮助下，发展民族用品生产，并在资金、技术、税收和原材料供应方面给予优惠。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重视发挥国营企业的作用，加快和深化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坚持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完善企业内部管理责任制，提高经济效益。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自治州的财力、物力和发展需要，自主地安排地方基本建设项目。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组织引导群众合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乡镇企业，在自愿互利原则下，集体、个人可以联合或单独兴办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照章纳税。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开展对州外经济技术合作，引进人才、技术、资金和设备，提倡和鼓励州外国营、集体和个人来州合资或独资兴办各种企业、事业，并在场地、税收、服务设施等方面给予优惠。
第三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支持上级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在自治州开发资源，兴办企业、上级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在自治州开发资源，兴办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自治州和当地群众的利益，作出有利于自治州经济建设的安排，尊重自治州的自治权，接受自治机关的监督。
上级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在本州兴办企业，要给自治州返还一部分利税，返还比例由双方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协商确定，返还给自治州的部分，不列为自治州的财政包干基数，不抵减上级补贴，作为自治州发展经济建设的专项资金，由自治州自行安排使用。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事业，加强对公路、邮电通信设施的保护、改造、管理和利用。
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扶持下，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建设乡村公路，改善交通条件。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实行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积极发展国营、集体和个体商业，发展集市贸易，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
自治州的国营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享受国家民族贸易政策的照顾。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出口商品生产，依照国家规定，所得外汇留成由自治州自行管理使用。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自主安排利用完成国家收购计划上调任务以外的畜产品和土特产品。
自治机关允许集体和个人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上调任务以外的牧副土特产品投入市场，自由购销。
第三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重视和加强扶贫工作，采取放宽政策、经济扶持、减轻负担、推广科学技术、培养和引进人才、开展多种经营等措施，改变贫困地区的贫困落后面貌，尽快实现脱贫致富。

第四章 自治州的财政管理
第三十六条 自治州的财政是一级地方财政，是青海省财政的组成部分。
自治机关加强财政管理，严格执行财政纪律，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提高投资和经济效益。
自治机关有管理本州财政的自主权，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第三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给自治州的各类专项拨款，根据有关管理规定，自主地安排使用。
第三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时，对属于自治州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按照有关规定，实行减税或免税，因实行减免税收而减少收入的部分，需要申报上级财政给予补贴的，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
第三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由于企业、事业隶属关系变更以及遇有重大灾害等，使自治州预算收入减少、支出增加时，申报上级国家机关给予调整和补助。
第四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原则，结合本州实际情况，制定本州的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的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五章 自治州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
第四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州实际，积极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
第四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本州的教育规划，决定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加强扫盲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学前教育，发展中等教育，形成具有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的教育网络。
第四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大力发展民族教育，集中办量办好民族小学、民族中学和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民族中学和民族中等专业学校教职工的编制略高于一般学校。
自治机关重视智力投资，随着自治州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逐步提高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所占的比例。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克扣、截留、挪用教育经费。不得随意占用校址、校舍、校办牧场等设施。
第四十五条 自治州的中、小学教育，以全日制为主，公办为主，寄宿为主，多种形式办学。农牧民子女实行免费入学。寄宿小学和民族中学实行助学金制，学生口粮供应、医疗费由国家负担。
自治州的中、小学开展勤工俭学，改善办学条件。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的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在藏语文授课的同时，应设汉文课，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四十七条 自治机关实行以国家办学为主，同时支持国营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办学，鼓励其他社会办量和个人捐资助学。
第四十八条 自治州的中等专业学校在招生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藏族考生，对在本州同等教育条件下就学的其他民族考生也予以照顾。
自治州每年经过考试。选送一批优秀的藏族青少年进入上级国家机关指定的民族班和预科班学习。
第四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重视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加强师范教育，有计划地培养中小学教师；通过各种途径，组织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教师到州内外进修深造，提高教师的政治和业务素质。
第五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树立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对在本州长期坚持教育工作和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教师给予奖励。
第五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坚持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自主地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科研机构，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推广科学技术成果，振兴牧业经济。
第五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继承和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艺术，努力办好图书、广播、电影、电视等文化事业，收集、发掘、整理、研究本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文物古迹。
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文化事业，逐步增加投资，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巩固和发展基层电影放映队，增加电视卫星接收站，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第五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坚持医疗卫生工作面向基层，实行预防为主，中、藏、西医相结合的方针，积极发展各级医疗卫生事业，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加强地方病和疫病的普查防治工作。
自治机关继承发扬藏族医学，推广新的卫生医疗技术，大力发展现代医药和藏医药事业。
自治机关加强妇幼保健工作，普及卫生常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改善卫生条件。
自治机关依法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寺院办医和经考核合格的私人行医。
第五十四条 自治州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增长与本州的经济发展相适应。
第五十五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体育事业，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

第六章 自治州的干部、职工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管理
第五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选拔、使用各级干部和各种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并注意在妇女中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自治机关加强对干部、职工的培训，重点选派优秀的藏族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到省内外各级各类教学科研单位培训深造，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第五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按照国家就业方针和劳动人事计划，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招工招干办法，州内的干部、职工自然减员缺额，由自治州自行补充。
自治州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时，根据国家规定的定额和条件，优先招收藏族人员。
上级国家机关设在自治州内的企、事业单位招收人员时，应当优先招收当地少数民族人员。
第五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州实际，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种专业人员为自治州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自治机关重视基层干部队伍的建设，有计划地培训乡级干部，对乡机关工作的干部、职工待遇从优。
自治机关稳定和鼓励各种专业人员来自治州参加各项建设，对来自治州参加各项建设的外地专业人员，除享受本州的各项优惠待遇外，并在解决其家属户口及子女就业等方面给予照顾。
第五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政策和本州实际情况，对在本州长期工作的干部、职工，在生活待遇、子女就业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在离、退休时待遇从优，并颁发荣誉证书，具体实施办法由自治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每年8月4日为自治州建州纪念日。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自1991年1月1日起施行。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1990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