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资格的法定继承??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若干问题探析(三)/王冠华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04:47:47 浏览: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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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2005年《公司法》第76条规定，在公司章程未作排除性规定的情形下，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法定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在股东资格的法定继承问题上，本文深入探析了包括股东资格继承的排除依据、特定身份的继承人的股东资格继承问题、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股东资格继承问题、多个继承人同时主张股东资格继承的股权分割或共有规则以及最高股东人数超限问题的处理，以及股东资格继承的放弃规则等五个重要的争点与难点。
【关键词】股权继承；股东资格；法定继承；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民法上的法定继承，《继承法》设有专章即第2章予以规定，是指在被继承人没有对其遗产的处理立有遗嘱的情况下，由法律直接规定继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遗产分配的原则的一种继承形式。2005年《公司法》突破了《继承法》之遗产范畴，将股权中的非财产权利也纳入继承客体范围。根据2005年《公司法》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在公司章程未作排除性规定的情形下，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
就股东资格的法定继承而言，其合法继承人范围无疑应包括《继承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和第二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在继承的顺序上原则上也应依《继承法》第10条第2款“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之规定继承。在股东资格法定继承的问题上，有如下五个重要争点与难点需要研究和讨论，也需要法律和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和厘清。
第一，2005年《公司法》第76条规定的股东资格继承规则的适用前提是公司章程未有排除性规定。但是，在公司章程保持“沉默”或有表彰同意先行规定的情形下，股东会决议对股东资格继承作出了排除性规定，对该等决议作为排除依据的效力应该如何认定？该等决议是否可以排除股东资格继承规则的适用？
第二，公务员、现役军人等特定身份的继承人能否继承股东资格而成为公司的股东？
第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否继承股东资格而成为公司的股东？
第四，在共同继承情形下，多个继承人同时主张股东资格的继承，股权分割和共有应适用何种规则？如果因为继承人股东的加入使得公司股东人数突破《公司法》第24条规定的50人的限制应如何处理？在股东人数已达50人的极端情形下，因为继承人股东的加入使得公司股东突破2005年《公司法》第24条股东人数之限制又该如何处理？
第五，股东资格依法可以继承，但作为权利人，继承人也可以放弃继承。由于股东资格继承之放弃不同于民法上一般遗产继承之放弃，对于该等放弃事项应如何进行明确和规范？
一、争点与难点一：股东资格继承的排除依据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以为，根据2005年《公司法》第76条规定，关于股东资格的继承排除问题，原则上应以公司章程的规定为依据。但从该条文文义以及2005年《公司法》其他条款的规定，我们也得不出股东会决议不得作为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依据的结论。揣测立法者关于股东资格继承问题的立法意图，结合2005年《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笔者以为，股东会决议在下列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形下，可作为排除股东资格继承规则的依据：
1、该等决议作出时间在自然人股东死亡前
如果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股东会决议在自然人股东死亡后作出，无论该等决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就程序瑕疵而言，依2005年《公司法》第20条第2款也当为被撤销。因为该等决议的作出不仅意味着股东会会议召开通知违反2005年《公司法》第42条第1款规定不能及于全体股东，召集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之外，而且意味着死亡自然人股东的意思表示之排除，表决方式亦违反法律规定；对于死亡自然人股东及其继承人来说也是极为不公平的。
2、该等决议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以下简称“绝对多数决”）
承上所述，反之，如果该等决议在股东死亡之前作出，是否就可以起到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作用呢？在回答这一问题前，有必要对股东会决议的性质、效力及与公司章程间的关系作一简单分析。
关于股东会决议的性质问题，笔者以为，股东会决议系公司股东会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作出的决定，系在多数决的原则下多个股东的意思表示趋于一致下的产物，在法律性质上，该等决议本质上属于一种多方法律行为，系由同一内容的多数意思表示的合致而成立。
关于股东会决议效力范围问题，2005年《公司法》没有直接予以明确规定。通说认为，股东会是公司意思决定机关，承载着公司意思表示器官的功能。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由所有者决定公司的意思是符合法律之逻辑的，故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下，所有者基于其对公司资源的控制权，作出“所有者决议”即“股东会决议”以实现保护其利益安全的目标，应该得到公司的遵守和执行。同时，从法律解释论的角度分析，也可以得出下列结论：股东会决议对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一般员工均产生拘束力。
2005年《公司法》第11条规定，在公司设立时，股东负有制定公司章程的义务；第38条规定，股东具有修改公司章程的权利；第44条第2款规定，股东会对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应采绝对多数决。依法条逻辑可知，股东会决议与公司章程间的关系，是行为本身与行为结果间的关系，股东会决议决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决定于股东会决议。
因此，基于上述，当股东会严格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程序规定采绝对多数决方式作出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决议后，笔者以为，应视不同情形对该等决议作为排除依据予以认定：
(1)在公司章程对排除股东资格继承事项未涉及即保持“沉默”同时其后该等事项内容在公司章程未予充实的情形下，该等决议的作出应视同对公司章程关于该等事项的一种补充规定，可作为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依据；
(2)当公司章程对股东资格继承有表彰同意先行规定的情形下，该等决议的作出应视为对公司章程原有规定的一种修正，亦应视同为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依据，而不能以该等决议的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原有规定而作可撤销论，这是因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绝对多数决规则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是股东们的真实意思表示，代表了他们的共同合意，也是基于情势变更而作出的合理的适时选择。
二、争点与难点二：特定身份的继承人的股东资格继承问题
就继承问题而言，《继承法》是一般法，2005年《公司法》是特别法；在股东资格的继承问题上，2005年《公司法》是一般法，而《继承法》、《公司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是特别法。关于特定身份的继承人的股东资格继承问题，应适用“特别法优先一般法”的法律规则。
《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十四项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此处的法律，应当是指法律法规中的效力性禁止性规范，即是对行为本身加以禁止的强制性规范。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不得在企业中兼任职务的规定，则与效力性禁止性规范相对，属于管理性的禁止性规范。由于《公司法》对于股东的积极资格未作规定，且继承为事实行为而非民事法律行为，公务员即便是违反了《公务员法》的相关规范，也不会影响到继承行为之效力。然而，如果公务员依照2005年《公司法》第76条获授股东资格，则必然会使其直接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范，从而导致管理机关追究其行政责任，故在股东资格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上，需要将《继承法》、2005年《公司法》以及《公务员法》等相关法律衔接起来。因此，为避免法律适用上的困境，在适用前述“特别法优先一般法”的法律规则时，宜按照特别法规则先行作出法律选择，然后再针对特定事项优先适用某项特别规定。故对于股东资格的继承问题，应先根据《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否决公务员作为股东资格继承人的资格，然后再根据2005年《公司法》和《继承法》的规定肯定其可以依法继承与被继承人即原自然人股东所拥有的股权相对应的财产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四十三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５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
第一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属于本法所附《车船税税目税额表》规定的车辆、船舶（以下简称车船）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为车船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缴纳车船税。
第二条 车船的适用税额依照本法所附《车船税税目税额表》执行。
车辆的具体适用税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照本法所附《车船税税目税额表》规定的税额幅度和国务院的规定确定。
船舶的具体适用税额由国务院在本法所附《车船税税目税额表》规定的税额幅度内确定。
第三条 下列车船免征车船税：
（一）捕捞、养殖渔船；
（二）军队、武装警察部队专用的车船；
（三）警用车船；
（四）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及其有关人员的车船。
第四条 对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的车船可以减征或者免征车船税；对受严重自然灾害影响纳税困难以及有其他特殊原因确需减税、免税的，可以减征或者免征车船税。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对公共交通车船，农村居民拥有并主要在农村地区使用的摩托车、三轮汽车和低速载货汽车定期减征或者免征车船税。
第六条 从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为机动车车船税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在收取保险费时依法代收车船税，并出具代收税款凭证。
第七条 车船税的纳税地点为车船的登记地或者车船税扣缴义务人所在地。依法不需要办理登记的车船，车船税的纳税地点为车船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所在地。
第八条 车船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取得车船所有权或者管理权的当月。
第九条 车船税按年申报缴纳。具体申报纳税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条 公安、交通运输、农业、渔业等车船登记管理部门、船舶检验机构和车船税扣缴义务人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在提供车船有关信息等方面，协助税务机关加强车船税的征收管理。
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在申请办理车辆相关登记、定期检验手续时，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依法纳税或者免税证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查后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一条 车船税的征收管理，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国务院根据本法制定实施条例。
第十三条 本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2006年12月29日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附：
车船税税目税额表
税 目
计税单位
年基准税额
备 注
乘用车〔按发动机汽缸容量（排气量）分档〕
1.0升（含）以下的
每辆
60元至360元
核定载客人数9人（含）以下
1.0升以上至1.6升(含)的
300元至540元
1.6升以上至2.0升(含)的
360元至660元
2.0升以上至2.5升(含)的
660元至1200元
2.5升以上至3.0升(含)的
1200元至2400元
3.0升以上至4.0升(含)的
2400元至3600元
4.0升以上的
3600元至5400元
商用车
客 车
每辆
480元至1440元
核定载客人数9人以上，包括电车
货 车
整备质量每吨
16元至120元
包括半挂牵引车、三轮汽车和低速载货汽车等
挂车
整备质量每吨
按照货车税额的50%计算
其他车辆
专用作业车
整备质量每吨
16元至120元
不包括拖拉机
轮式专用机械车
16元至120元
摩托车
每辆
36元至180元
船舶
机动船舶
净吨位每吨
3元至6元
拖船、非机动驳船分别按照机动船舶税额的50%计算
游 艇
艇身长度每米
600元至2000元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0〕63号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各海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法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若干意见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我国“十二五”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并把加强社会建设作为推动解决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举措。全国政法工作会议要求，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公共安全、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深化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是党领导人民依法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重要渠道和有效手段，必须摆到社会建设的整体格局中来谋划，放到三项重点工作的总体部署中来推进，通过依法公正审判刑事案件，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积极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化解社会矛盾是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的重要职责
1、刑事审判必须高度注重社会矛盾化解。刑事犯罪由社会矛盾衍生，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和极端表现。人民法院依法惩罚犯罪，本身就是在平息和化解社会矛盾，但犯罪受到惩罚并不等于案件中的所有矛盾必然得到了有效化解，案件处理不当还可能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甚至引发新的矛盾冲突。“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新的形势要求人民法院必须创新刑事审判，树立通过刑事审判化解社会矛盾的观念，把化解社会矛盾作为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职责，作为检验和评价审判质量和效果的重要标准。这是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
2、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积极践行“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切实做到公正廉洁文明司法，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能动作用，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促进和谐，维护稳定。
3、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必须坚持以下原则：一是依法审判与化解矛盾并重。充分发挥刑罚惩治和预防犯罪功能的同时，高度重视矛盾化解工作，注重分析和把握社会治安形势、社会矛盾的成因和态势，根据案件的不同性质、特点，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等手段和教育、疏导等办法，全力化解案件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二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依法对犯罪分子定罪量刑的同时，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人格尊严和诉讼权益，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活动促使其认罪服法，改过自新；重视和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尽最大可能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三是审判工作与群众工作并重。人民法院是党和国家做群众工作的特殊职能机构，是当事人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寻求公正的地方。刑事审判既是专业性的司法工作，又是经常性的群众工作，必须坚持尊重群众、贴近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善于从群众意见中寻求化解矛盾的智慧和经验，使案件处理既符合法律规定和政策，又体现群众意愿和要求，运用全部刑事审判活动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教育、引导群众增强法制观念。四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重。严格准确适用法律的同时，充分考虑国情民意，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着眼于解决现实矛盾，又着眼于实现长治久安，确保裁判结果得到群众的认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4、把化解社会矛盾工作贯穿于刑事审判各个环节。刑事案件的一审、二审、执行、再审以及处理申诉、信访都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必须做到依法公正履职，准确适用法律，确保每一起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与此同时，认真分析裁断案件反映出来的各种社会矛盾，深入了解当事人实际诉求和案发地群众反映，有针对性地做好矛盾化解工作，依法惩罚犯罪，维护合法权益，恢复社会秩序，实现案结事了。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司法建议，注重判后回访反馈，促进社会管理完善创新，拓展化解社会矛盾的司法手段，扩大刑事审判工作的社会效果。
5、把增强化解社会矛盾的意识和能力作为刑事审判队伍建设重要内容。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是刑事审判面临的新挑战、新课题。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刑事法官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增强通过审判化解矛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深化审判管理改革，建立健全能够激励和反映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绩效考评机制。加强刑事审判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刑事法官认识和把握工作大局、社会矛盾、社情民意、法律精神的能力，着力增强做群众工作和化解矛盾的能力。总结推广化解社会矛盾成功有效的经验做法，对化解社会矛盾成绩突出的刑事法官给予表彰奖励。
二、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6、继续坚持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爆炸、杀人、抢劫、绑架、毒品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从严打击。对以农村留守妇女、儿童、老人及社会弱势群体为侵害对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犯罪，坚决依法严惩。
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的严重犯罪，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犯罪、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制售伪劣食品、药品所涉及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发生在社会保障、征地拆迁、灾后重建、企业改制、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社会影响恶劣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发生在经济社会建设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严重商业贿赂犯罪，依法从严惩处。
对集资诈骗、贷款诈骗、制贩假币等严重危害金融秩序的犯罪，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等严重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严重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犯罪，重大环境污染、非法采矿、盗伐林木等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依法从严惩处。对受害群众较多的涉众型案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地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7、区别对待不同性质的犯罪，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严厉惩处的同时，对具有法定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依法在量刑时予以考虑，最大限度地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对较轻刑事犯罪依法从轻处罚的同时，充分考虑被告人是否具有屡教不改、严重滋扰社会、群众反映强烈等酌定从严处罚的情况，在量刑上有所体现，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处罚。
对因生产生活、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事出有因、针对特定对象，对社会治安秩序没有重大影响的犯罪，要着眼于和谐稳定，下大力气做好矛盾化解工作。被害人及其亲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作为酌定从轻情节，量刑时充分考虑。
8、精心审理刑事大案要案。对案情敏感、社会高度关注的刑事案件，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前提下，充分运用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确保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高度统一，使案件的审理成为执行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典范。案件审理过程中，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加强司法宣传和舆论引导，营造有利于案件依法妥善处理的良好环境。
三、进一步做好附带民事诉讼审理工作
9、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功能作用。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要在依法妥善解决损害赔偿问题，弥补被害人物质损失的同时，借助附带民事诉讼提供的对话平台，积极做好法律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民事诉求和对刑事裁判的意见，促使被告人认罪悔罪、争取被害人及其亲属谅解，从而有效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10、注重运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将调解作为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必经程序，贯穿于案件审理的整个过程，力争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一审，化解在裁判生效前。充分发挥被告人、被害人所在单位、社区基层组织、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及当事人亲属、朋友在促进调解、化解矛盾方面的积极作用，形成做好调解疏导工作的合力。
11、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应当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确定赔偿数额，要根据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并适当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的调解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确认，以有利社会矛盾化解，更好慰藉被害人一方。
12、妥善处理附带民事赔偿与量刑的关系。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对轻微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应当考虑适用非监禁刑。被告人认罪、悔罪、赔礼道歉、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的，依法可以从宽处理。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依法应当从严惩处的犯罪，不能仅以经济赔偿作为决定从轻处罚的条件。
四、积极探索和开展刑事和解工作
13、重视发挥刑事和解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积极作用。人民法院审理轻微刑事案件，通过当事人双方充分交流、协商，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到位，有助于切实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有效化解双方仇怨，避免产生新的矛盾，应当积极推进。
14、积极探索、推进刑事和解工作。适用刑事和解，既要考虑当事人双方的意愿，也要考虑案件的性质和社会公众的接受能力。现阶段，对自诉案件和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侵犯公民个人权利案件、交通肇事案件，应当积极适用刑事和解，同时注重发挥刑事和解对化解当事人的矛盾、减少社会对抗、促进被告人改造的普遍功能。
15、注重发挥司法能动作用促进和解。对符合和解条件的案件，做好法律、政策释明工作，在征得双方同意后，调动一切有利于矛盾化解的因素促进和解，引导双方以赔礼道歉、赔偿物质损失、履行特定义务等多种形式达成谅解，及时审查、确认和解协议效力，监督协议履行情况，确保被害人权益得到切实保护。
五、强化未成年人审判工作
16、继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根据未成年人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后果、情节、性质，充分考虑其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一贯表现等，从有利于未成年人教育、矫正的角度正确适用刑罚。
17、注重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严格执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公开审理的相关规定，积极探索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保证失足未成年人在升学、就业等方面免受歧视，更加顺利地回归社会、重塑人生。
18、重视法庭教育和判后跟踪帮教。采取圆桌审判等适应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理方式，视情邀请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的人员参与庭审，寓教于审。协助未成年犯管教所或社区矫正部门做好帮教工作，确保改造效果，有效预防重新犯罪。
六、依法正确适用非监禁刑
19、重视依法适用非监禁刑。充分发挥非监禁刑轻缓、经济、执行多样的优势，使罪行较轻者避免因被监禁与其他罪犯“交叉感染”，尽可能减少对其家庭、社会关系的影响，减少社会对立面。
20、依法正确把握非监禁刑适用的对象。对于犯罪性质恶劣、罪行严重、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或者具有法定、酌定从重处罚情节，以及依法大幅度减轻处罚后的被告人，一般不适用非监禁刑。对于依法减轻处罚后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职务犯罪案件，严格控制缓刑适用。
21、确保非监禁刑执行效果。配合有关部门积极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帮助罪犯顺利回归社会。适用非监禁刑时，除考虑案件本身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等因素外，应注意当地非监禁刑的执行条件、实施社区矫正的可行性，保证非监禁刑执行到位，避免脱管、漏管。
七、认真落实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
22、尽快落实、不断深化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无法及时获得有效赔偿、生活陷入困境的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及时给予适当经济资助，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体现党和政府的关怀、人民司法的温暖。
23、建立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刑事犯罪发案情况相适应的救助制度。确保有限的救助资金用于最需要救助的对象，救助的提起、审批、发放、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24、充分发挥刑事被害人救助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方面的积极作用。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特别是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对矛盾激化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通过及时救助，舒缓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情绪，保证案件正常审理。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恶性犯罪，必须毫不动摇地依法严惩犯罪分子，同时注重通过及时救助，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