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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高检发诉字(200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已于2001年2月5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一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并就贯彻执行《意见》提出以下要求：
一、进一步提高对刑事抗诉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刑事抗诉是人民检察院履行诉讼监督职能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对于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切实提高对刑事抗诉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树立正确的刑事抗诉观念，按照“公正执法、加强监督、依法办案、从严治检、服务大局”的检察工作方针，切实承担起法律监督职责，进一步加大刑事抗诉工作力度，逐步完善刑事抗诉工作制度，不断提高刑事抗诉工作水平。要重视刑事抗诉工作的队伍建设和业务建设，分、州、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应当设立专门机构或者专门办案小组负责办理刑事抗诉案件。要保障办理刑事抗诉案件需要的经费和装备，确保刑事抗诉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刑事抗诉工作。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和裁定提出抗诉，既要坚决，又要慎重。要突出刑事抗诉工作的重点。对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严重刑事犯罪案件、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以及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反映强烈的案件，应当坚决依法抗诉。要加强对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裁定的审查工作，保证刑事抗诉的及时性；要严格掌握抗诉标准，提高办理刑事抗诉案件的质量，保证刑事抗诉的准确性；要在重视对重罪轻判案件提出抗诉的同时，重视对轻罪重判案件提出抗诉，保证刑事抗诉的全面性，使检察机关刑事抗诉工作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加强调查研究和业务指导。上级人民检察院特别是省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刑事抗诉工作的调查研究，定期分析刑事抗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加强对下级院刑事抗诉工作特别是出庭工作的指导，注意研究刑事抗诉案件出庭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及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
各地执行《意见》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


（2001年2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一次会议通过）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刑事抗诉工作，提高办理刑事抗诉案件的质量和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及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工作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刑事抗诉工作的原则
刑事抗诉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坚持依法履行审判监督职能与诉讼经济相结合；
2、贯彻国家的刑事政策；
3、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4、贯彻“慎重、准确、及时”的抗诉方针。
二、刑事抗诉的范围
（一）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或裁定在认定事实、采信证据方面确有下列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和支持抗诉：
1、刑事判决或裁定认定事实有错误，导致定性或者量刑明显不当的。主要包括：刑事判决或裁定认定的事实与证据不一致；认定的事实与裁判结论有重大矛盾；有新的证据证明刑事判决或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
2、刑事判决或裁定采信证据有错误，导致定性或者量刑明显不当的。主要包括：刑事判决或裁定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确实；据以定案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案件事实，或者所证明的案件事实与裁判结论之间缺乏必然联系；据以定案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经审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无罪错误的。
（二）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或裁定在适用法律方面确有下列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和支持抗诉：
1、定性错误，即对案件进行实体评判时发生错误，导致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或者混淆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造成适用法律错误，罪刑不相适应的。
2、量刑错误，即重罪轻判或者轻罪重判，量刑明显不当的。主要包括：未认定有法定量刑情节而超出法定刑幅度量刑；认定法定量刑情节错误，导致未在法定刑幅度内量刑或者量刑明显不当；适用主刑刑种错误；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未判处，或者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判处；应当并处附加刑而没有并处，或者不应当并处附加刑而并处；不具备法定的缓刑或免予刑事处分条件，而错误适用缓刑或判处免予刑事处分。
3、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所作判决、裁定明显不当的。
（三）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公正判决或裁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和支持抗诉：
1、违反有关回避规定的；
2、审判组织的组成严重不合法的；
3、除另有规定的以外，证人证言未经庭审质证直接作为定案根据，或者人民法院根据律师申请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和合议庭休庭后自行调查取得的证据材料没有经过庭审辩认、质证直接采纳为定案根据的；
4、剥夺或者限制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的；
5、具备应当中止审理的情形而作出有罪判决的；
6、当庭审判的案件，合议庭不经过评议直接宣判的；
7、其他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影响公正判决或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案件审理期间，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影响公正判决或裁定，造成上述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和支持抗诉。
三、不宜抗诉的情形
（一）原审刑事判决或裁定认定事实、采信证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宜提出抗诉：
1、判决或裁定采信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据之间存有矛盾，但是支持抗诉主张的证据也不确实、不充分，或者不能合理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的；
2、被告人提出罪轻、无罪辩解或者翻供后，有罪证据之间的矛盾无法排除，导致起诉书、判决书对事实的认定分歧较大的；
3、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为由，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如果发现新的证据材料证明被告人有罪，应当重新起诉，不能提出抗诉；
4、刑事判决改变起诉定性，导致量刑差异较大，但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人民法院改变定性错误的；
5、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因有关量刑情节难以查清，人民法院从轻处罚的。
（二）原审刑事判决或裁定在适用法律方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宜提出抗诉：
1、法律规定不明确、存有争议，抗诉的法律依据不充分的；
2、刑事判决或裁定认定罪名不当，但量刑基本适当的；
3、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量刑偏轻的；
4、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量刑偏轻的；
5、被告人积极赔偿损失，人民法院适当从轻处罚的。
（三）人民法院审判活动违反法定诉讼程序，但是未达到严重程度，不足以影响公正裁判，或者判决书、裁定书存在某些技术性差错，不影响案件实质性结论的，一般不宜提出抗诉。必要时可以以检察建议书等形式，要求人民法院纠正审判活动中的违法情形，或者建议人民法院更正法律文书中的差错。
（四）认为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原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严重错误或者罪行极其严重、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明显不当的以外，一般不宜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1、因被告人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而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
2、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由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者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
3、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人监劳动改造后，考验期将满，认罪服法，狱中表现较好的。
四、刑事抗诉案件的审查
（一）对刑事抗诉案件的事实，应当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1、犯罪的动机、目的是否明确；
2、犯罪的手段是否清楚；
3、与定罪量刑有关的情节是否具备；
4、犯罪的危害后果是否查明；
5、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二）对刑事抗诉案件的证据，应当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1、认定主体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2、认定犯罪行为和证明犯罪要素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3、涉及犯罪性质、决定罪名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4、涉及量刑情节的相关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5、提出抗诉的刑事案件，支持抗诉主张的证据是否具备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抗诉主张的每一环节是否均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抗诉主张与抗诉证据之间、抗诉证据与抗诉证据之间是否不存在矛盾；支持抗诉主张的证据是否形成完整的锁链。
（三）对刑事抗诉案件的适用法律，应当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1、适用的法律和法律条文是否正确；
2、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的认定是否正确；
3、具有法定从轻、减轻、从重、免除处罚情节的，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4、适用刑种和量刑幅度是否正确；
5、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判决或裁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四）办理刑事抗诉案件时，应当审查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
人民检察院在收到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判决书或者裁定书后，应当指定专人立即进行审查。对确有错误的判决或者裁定，应当及时在法定期限内按照第二审程序依法提出抗诉。
人民检察院对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的抗诉请求，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审查答复；抗诉请求的理由成立的，应当依法及时提出抗诉。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办理。
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应当比照第二审程序抗诉案件的标准从严掌握。
提请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讯问原审被告人，复核主要证据，必要时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到案发地复核主要证据。
人民检察院审查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案件，应当在六个月以内审结；重大、复杂的案件，应当在十个月以内审结。
对终审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省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应当在收到终审判决书后三个月内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
五、刑事抗诉工作制度
（一）刑事抗诉案件必须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二）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将检察内卷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将侦查卷、检察卷、检察内卷和人民法院审判卷以及提请抗诉报告书一式二十份报送上级人民检察院。
（三）刑事抗诉书和提请抗诉报告书应当重点阐述抗诉理由，增强说理性。
（四）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如果是支持或者部分支持抗诉，应当写出支持抗诉的意见和理由。
（五）办理刑事抗诉案件的检察人员应当制作出庭预案和庭审答辩提纲，做好出庭前的准备。
（六）刑事抗诉案件庭审中的示证和答辩，应当针对原审法院判决、裁定中的错误进行重点阐述和论证。
（七）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刑事抗诉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依法应当列席。


2001年3月2日
　　民事调解作为解决民事诉讼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已经在国内外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国外民事调解制度,又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或可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是纠纷进入法院程序后的非裁决解决途径，它与审判相辅相成,共同承担着解决纠纷的司法职能。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公民维权意识的逐步增强,民事纠纷呈大幅度上升趋势,而民事调解具有的快捷、简便、成本较低等特性得到了人们的充分认识和重视,也得到了民事纠纷当事人的充分认可。具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超过70%以上的民事诉讼案件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由于调解过分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加之调解监督机制的相对弱化，使得调解书中有时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情况，如何对调解书中涉及的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加以界定，对于检察机关如何加强和完善民事调解监督制度，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更加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家利益的界定及损害国家利益的标准
　　1、国家利益的内涵
　　关于国家利益的内涵,笔者认为国家利益的认证规则是由政治过程的原则提供的,即政治过程具有独立的规范伦理,并具有民主程序。换句话说,国家利益最确切的含义在于它是国家偏好的真实表达。在界定国家利益的内涵时应该坚持两个原则:其一,用“各种客观对象的总和”作为“利益”的上位概念。首先,“利益”具有客观性,是独立存在于人们的主观意志之外的东西。或者说,“利益”并不是人们的一种主观需求,而是被人们主观需求认定的客观对象。国家利益与国家需求之间有着必然联系,但是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其次,“利益”包罗万象,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和军事的;既有现实的,也有长远的或者潜在的。总之,国家需求所认定的一切东西,都包括在国家利益的范畴之内。其二,遵循“精简”的原则。国家利益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抽象的概念,它的外延范围很广，包括的内容很多，因而它的内涵应当“小”而准确,它的定义应当尽可能地简明扼要。
　　综上所述,国家利益的内涵可以界定为:一个民族国家相对于其他民族国家而言所规定的客观因素的综合。这一定义包含四层含义:第一,国家利益的载体只能是国家,而不是政府、阶级、集团;第二,国家是在国际政治意义上使用的民族国家,而不是政治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第三,国家“轻视”绝对利益,注重相对利益,即保 持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地位或权力差距;第四,国家利益是有物质内容的,是某种特 定客观实在的综合。　　
　　2、损害国家利益的标准
　　《合同法》第52条第1项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应当确认无效；第2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亦应确认无效。上述两项规定中，均涉及到是否损害国家利益问题的认定，也就是说，在当事人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时，如果并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则该合同仅属于可撤销的合同而不是认定为无效合同，即是否损害国家利益对此种合同效力的认定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因此需要对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需要准确的界定。在纠纷合同中当事人损害国家利益和调解书中损害国家利益应该是共通的，因为二者都是在自愿基础上的合意，都属于契约。
　　国家利益肯定是通过国家所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及政府的政策所确定下来的，并非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利益。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无端占有、使用、处分国家财产、土地和矿产等资源，调解书中一旦出现以上情况，就是违反了国家利益。确认国家利益，需要经过法律所认可的表决程序，但切忌让行政机关取得决定何为国家利益的权力，因为行政机关只能依据立法机关体现在法律中的决定或者裁判机关做出的有效裁决去行使职权，以维护或实现国家利益。当然公民更没有这种权力，否则，国家利益的标准会有因为政府或者个人的需要而被随意调整的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在社会各领域具体标准可以具体表现为：
　　在民事调解书中，所谓损害国家经济利益，则是指与整个国民经济秩序有关的国家利益，这是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经济利益，如果说纠纷合同关系当事人的利益在调解书中与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经济利益有冲突了，这个调解书应当是绝对无效的。
　　在民事调解书中，所谓损害国家政治利益利益，则是指如果说当事人之间所签订的调解书，一方当事人存在欺诈或者胁迫，以及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从而违反了国家整体上的政治利益的需要，则该调解书应当被认定为无效的。
　　在民事调解书中，所谓损害国家安全利益，则是指如一方当事人采取欺诈或者胁迫等手段，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技术进出口合同，所约定的标的物即技术本身的引进或者引出，损害了我国的战略安全利益，那么此种合同或者调解书也应当被确认为无效。
　　二、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标准
　　1、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
　　所谓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利益，而不是哪一个单位、部门或者集团的利益，更不是某个个人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该利益的维护将有利于公众的生活、产生、学习和工作，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破坏将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与学习，给公众带来不便等等。
　　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它与国家利益不完全相同，国家利益主要是国家作为主体而享有的利益，而社会公共利益主要是社会全体成员所享有的利益。在这一概念中包括有关公共道德的内容。社会公共利益在国外也常常称为公共政策，它和私人的利益是相对应的概念，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重合之处，但并不完全等同。在我国，一般认为社会公共利益主要包括两大类，即公共秩序与公共道德两个方面。社会公共利益不同于调解书中当事人的利益，如果订立调解书直接损害的是某个具体的当事人的利益的，则应当援引其他的法律规定来撤销或者宣告调解书无效。
　　在社会公共利益中，公共秩序主要包括社会公共秩序（包括社会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与生活秩序，违反社会公共秩序与生活秩序的行为往往也是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只是法律和行政法规不能对所有违反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作出穷尽性的规定，所以以违反社会公共秩序作为补充。而社会公德，也被称为善良风俗，它是指由社会全体成员所普遍认同、遵循的道德准则。通常的道德规范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宽泛，调解书中并不是任何违反公共道德的行为都是无效的行为，只有那些内容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调解书，才能被确认为无效。
　　公共秩序与公共道德，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与发展，公共秩序与公共道德毕竟成为了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二者的内容还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之中。
　　2、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标准
　　社会公共秩序是一种强制性规范，是当事人意志自由的对立物，公共秩序不同于“公法”，虽然公法（宪法以及行政法等）是公共秩序的重要渊淅，但是公共秩序的许多规则也来源于私法，公共秩序的本质在于反映和保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人所组成的社会，秩序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不能组成社会，秩序得以制止任意暴力对社会的破坏，使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有保障，可以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秩序也为合作提供了可能，以对付自然力和其他袭击，以利于生存。所以社会公共秩序必然成为法律保护的重点，不允许进行破坏。实践中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对国家的政治生活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危害，一般表现为：
　　违反社会政治公共秩序的认定标准：政治公共秩序有目的在于保护社会的基本结构，使其不受合同当事人个人意志的侵犯，所以政治公共秩序的实持是对个人主义的限制，也就是说个人为社会群体的组成部分，而对于群体，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
　　一国的政治公共秩序对一国的政治繁荣与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各国无不对政治公共秩序进行大量的立法以进行充分的保护，对这些法律规定的违反，显然可以认定为损害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从而可以认定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相关调解书也可以认定无效。
　　违反社会经济公共秩序的认定标准：经济公共秩序，是一种与传统的公共秩序完全不同的“新的”公共秩序，其特点在于有关此类公共秩序的强制性规范的目的，是对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即对当事人之间的财产或者服务的交换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或者是为了使双方的交换关系更为平等，或者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从方法上看，这种干预不仅表现为禁止当事人订立某些合同，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为立法者对法律关系常常直接予以支配，即通过颁布具体的实体法律，直接地规定某些合同的法律效果。所以，商法上的经济公共秩序，实质上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结果。现代社会中由于契约自由不能保证合同结果的公正，不能避免人对人的剥削；由二双方当事人的个人利益并不总是能够自发地达到公平，必须保护弱者、抑制强者；更重要的是由于当事人的个人利益并不总是与社会利益相一致，由于契约自由再也不能满足社会利益的需要，无法总是保证社会经济的平衡，因此，有必要对契约自由进行限制，而这种限制的标志就是经济公共秩序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和否定。与政治公共秩序的特征相比较而言，国家保护经济公共秩序的规范主要积极的，而不象保护政治公共秩序那样大量地采用命令性的规范；政治公共秩序作为既定原则和社会制度的保护工具，在具有稳定性的同时也具有保守性，而经济公共秩序则易于变革或者创新，使法律成为更为有效的工具，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综上所述，笔者简述了在调解书中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内涵以及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界定，只有将二者和民事当事人个人利益明确的区分开来，检察机关才能对民事调解书中的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才能更加有力的约束民事调解双方的过度随意性，才能充分保障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会因为公民个人的需要而遭到践踏。

　　河北省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