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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姻 法 讲 座 提 纲

一、从婚姻制度讲起
（一）、婚姻的概念和特征：
社会学通说：婚姻，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互为配偶的结合。
特征：
1、是男女两性的结合；
2、是男女双方具有配偶身份的结合；
3、为当时社会制度所确认；
4、是家庭产生的前提。
法律定义：
婚姻，是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以夫妻的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合法结合。长期性、稳定性、合法性。
（二）、婚姻的功能：
1、生育；
2、社会资源的节约；
3、情感的需要；
4、个体安全感的需要；
5、社会道德体系和个人社会性取向的需要。
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群选择结婚无外乎以上理由和原因（原因和理由并非充分具备，有1－2种理由便可）。但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背景赋予结婚的含义是不同的。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现今的婚姻更加侧重于情感的需要和物质的需要，淡化了生殖的需要和个人社会性取向的需要。
（三）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类型
三种历史类型：群婚制、对偶婚制、一夫一妻制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
1、群婚制：（原始社会，母系氏族）一个原始群体就是一个婚姻集团，一个家庭公社。随着原始社会的发展，逐渐排除直系血亲之间的两性关系。
不能辨别生父。
性关系的排除：
1）、排除直系血亲之间的性关系；
2）、排除直系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关系；
3）、排除血亲关系较远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关系。
2、对偶婚制－－－－仍然以女方为中心，可以辨别生父。
相对稳定，双方的结合并不牢固。
3、一夫一妻制－－－－父系氏族
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只是某个特定社会的产物。不具备共性。
二、婚姻法的主要作用
婚姻法主要具备两重作用，一重是对国家和社会的，具备“公法”的性质，起宏观调节作用；一重是对社会个体的，主要起对私权的保护作用。由于情感的不稳定性和婚姻关系物质化，婚姻中的每个个体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风险，为了防范风险，保障个体的身份权利和财产权利免遭侵害，就需要对婚姻关系加以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从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部门法－－－《婚姻法》。
三、我国婚姻法的渊源（法律依据）
1、宪法；
2、婚姻法
我国现行《婚姻法》颁布于1980年，于2001年4月28日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修改。
修改历程自启动到告成历时5年有余，在此过程中，一直存在两种不同思路的争议：一是一步到位，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思路；一是两步到位，分期完成的思路。现采取的是后者。
3、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
新婚姻法颁布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5日和2003年12月26日又颁布了两份司法解释，称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加上在婚姻法修改之前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意见》、《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可以认为，我国现今处理婚姻争议、离婚纠纷最主要、最关键的法律依据就是最高院的司法解释。
新婚姻法颁布之前的司法解释，有的已经完全失效、有的部分失效，但在个案中仍然具有使用的价值。如”婚前个人财产八年转化”问题。
4、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所属部门制定的有关规章。
2003年修改《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5、地方性法规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有关规定
6、我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条约
四、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
婚姻自由原则；一夫一妻原则；男女平等原则；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计划生育原则
五、婚姻法的几个重点问题
1、《婚姻法》的第三条和第四十六条
经济纠纷？合同诈骗？抑或职务侵占？

钟 伟 苗



案情介绍：1995年3月，原浙江省诸暨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下简称四建公司）中标获得了上海延安西路第二小学综合楼、上海场中路芳苑住宅D\E型多层住宅和C型高层住宅的土建和安装工程承包权，工程总预算为2189万元。建设方和承包方签订了《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规定，承包方的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建设方按承包方的工程进度向承包方拨付工程款，合同还规定了其他一些必备条款。此后，四建公司聘请王某（非四建公司职工）担任该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并与他签订了《单位工程责任协议书》。按照《协议书》规定，王某以“包工包料”形式“承包”上述所有的工程项目，四建公司预先按总工程款的一定比例提取税收、“管理费”和“安全保证金”、“工程保修费”等费用，其余工程款项由王某按工程进度向四建公司申请拨付。《协议书》还规定，对承包方和建设方签订的合同中有关承包方的条款，王某必须保证履行并负法律责任。《协议书》同时规定了四建公司要解决王某工程施工中的主要技术问题，并要对工程质量和安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至案发时，建设方共拨付给四建公司工程款2134.1万元，王某以付民工工资（用现金）和购工程材料（一般用支票）为名从四建公司领取2051.7万元（其中现金493.9万元，转帐支票1557.8万元）。经查，王某实际只付民工工资391.7万元（工程材料款问题至今未查清），把现金用于其它工程项目开支19.2万元，王某对其余款项无法说明去向。由于王某的不当做法，致使四建公司已被迫重付民工工资66.6万元和材料款等97万元（债权人向法院起诉四建公司，法院已判决四建公司向债权人支付工资或材料款。还有多少债权人会起诉，不得而知）。另外，据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反映，王某在1994年7月至1995年3月担任诸暨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杭州分公司杭州中医院教科病房楼工地负责人期间，采用了同样手段，获利70多万元。

王某于1997年9月28日被诸暨市公安局以涉嫌挪用资金罪名义刑事拘留，1998年月1月9日被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10月12日被诸暨市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关于罪名的司法解释出台前的罪名为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王某不服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12月29日以王某系挂靠经营、其不是四建公司职工等理由，认为王某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特征，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但时至今日，一审法院仍未重审，公诉机关已撤诉，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然公安机关既未补充侦查，也未撤案。

对于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罪的问题争论较大，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属于经济纠纷，王某不构成犯罪。其理由是：1、从四建公司与王某签订的《单位工程责任协议书》内容看，工程项目的实际承包者是王某个人，四建公司除按很小的比例提取固定费用外，不承担任何工程风险，且该工程项目的中标，王某起了主要作用，因此，王某的所谓承包经营实际上是挂靠经营；2、王某不是四建公司的正式职工；3、按照《协议书》规定，王某有权支配工程款。因此，王某既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也不具备职务侵占罪的客观要件。至于四建公司被迫重付民工工资和工程材料款的问题，则是四建公司同意王某挂靠的直接法律后果，四建公司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向王某追偿。

第二种观点认为，王某构成职务侵占罪。理由是：1、王某开始“承包”前，四建公司发文任命王某为上海工地的负责人，表明王某具备了职务侵占罪所必需具备的“职务”；2、王某利用职务之便领取并侵吞民工工资的行为十分明显，且数额巨大；3、王某主观上是故意，且其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的事实还有待于进一步查清，然后才能正确定性。分为以下二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如果查实王某事实上确属四建公司内部责任制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时，王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理由是：首先，要对“挂靠经营”和“内部承包责任制”进行本质区别。分析生产要素是对二者进行区分的唯一手段。“内部承包责任制”协议的发包方必须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如资金、场地、技术、设备等，而“挂靠经营”关系中的被挂靠者却不提供任何生产要素，只提供“牌子”（虽然个别情况下“牌子”也是生产要素，但在这种情况下，“牌子”只是“承包”关系中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本案情况看，如果四建公司不但提供了“牌子”，而且事实上提供了工程所需的必要的技术服务，进行了必要的安全和质量管理，加上已查明的四建公司按工程进度向王某拨付工程款等情节，那么完全可以断定，王某和四建公司的关系决不是什么“挂靠”关系，而是“内部承包责任制”关系。虽然，双方协议中有许多条款不合理或不合法，但不能否认双方“内部承包责任制”关系的事实。其次，要搞清王某从四建公司领取的款项的所有权归属问题。按照银行操作的基本规则“谁的钱进谁的帐，由谁支配”，建设单位拨付给四建公司的工程款，一旦进入四建公司的帐户，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就属于四建公司。王某利用职务便利，采取欺骗手段从四建公司领取款项加以侵吞的行为，侵犯了四建公司的财产所有权。第三，要对“利用职务便利”进行正确理解。所谓“利用职务便利”是指利用自己在职务上所具有的主管或者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方便条件，如公司经理利用自己有权在一定范围内调配、处置单位财产的便利，企业会计利用自己有权管理财务的便利等等。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本单位财物的，都要以职务侵占或贪污行为论。当然，这里的“职务”既可以是“正式职务”，也可以是“临时职务”，甚至可以是“兼职职务”。而且，事实上，企业劳动用工形式早就实现了多样化，“正式职工”的概念正逐渐淡出，代之而起的时鲜概念是“合同工”或“临时工”、“兼职兼薪”等。职务侵占罪或贪污罪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侵吞了该职务所归属单位的财产”。从本案情况看，王某虽然不是四建公司的“正式职工”，但他作为四建公司上海工地的负责人和《协议书》中的“承包人”却是不争的事实，王某的“职务”是一种“临时职务”或“兼职职务”。而且，王某确确实实是利用了他的上述“职务”便利，从四建公司代领取全部民工工资款和以代付工程材料款为名领取工程材料款，并隐瞒了其实际上不付或少付民工工资款和工程材料款的事实，并进而加以侵吞。王某的这种做法是“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本单位财产的一种表现方式。第四，从主观上看，王某先前曾用同样手段侵吞了诸暨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工程款70余万元，因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故王某认为此举有空子可钻，因此，其继续用这种方法从四建公司捞一笔。可以肯定，王某与四建公司签订《协议书》只是其实现侵占目的的一种手段，虽然不易被识破，但经过综合分析，就会发现王某的犯罪故意是十分明显的。从王某“承包”工程后的生活豪华程度也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五，王某的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有实行刑事惩罚的必要性。第六，王某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条件。

第二种情况：如果查实王某与四建公司的关系确实属于挂靠关系，那么，王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按老刑法规定，罪名为诈骗罪，刑期一样）。理由是：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签订合同的形式，采取隐瞒事实的方法，使四建公司多次“自愿”地向其“拨付巨款”，并从中加以侵吞的行为，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

笔者持第三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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