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加快兰花产业发展扶持办法》的通知
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政府
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加快兰花产业发展扶持办法》的通知
三府〔2008〕189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区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单位：
《三亚市加快兰花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一日
三亚市加快兰花产业发展扶持办法
为大力发展设施农业，进一步做大我市兰花产业，推动我市兰花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在两年内投资总额在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吸收本地劳动力达到70%以上的兰花企业，按其投资总额3%至5%给予一次性奖励。
第二条 在我市投资兰花生物组织培养的企业，按组培室面积和生产能力，给予扶持。新建兰花组培室一次性给予每平方米补贴600元。
第三条 在本市建立省级兰花重点实验室或兰花研究所、研究中心，按总投资的30%给予一次性扶持；达到国家级标准的，按总投资的40%给予一次性扶持。
第四条 对市级、省级和国家级兰花示范基地，对其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支持。市级示范基地按总投资额的10%给予支持；省级示范基地按总投资额的15%给予支持；国家级示范基地按总投资额的20%给予支持。
第五条 鼓励科技创新、兰花新品种研发和引种及推广，对在国际上注册并对产业化发展起重大作用、市场前景广阔、成果转化能力强的新品种，每个品种奖励20万元。拥有国家或地方知名商标的兰花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品种享受我市有关优惠政策。
第六条 支持现代兰花生产企业建设大棚设施扩大生产规模，进行集约化生产。对建高档现代化温室（智能化温室，包括温室主体、覆盖系统、遮阳系统、降温系统、苗床系统、灌溉系统、电系统、控制系统等）建设标准达到800元/平方米以上（含800元/平方米），建设总体规模超过10000平方米的，一次性给予200元/平方米扶持；建设标准达到300元/平方米以上（含300元/平方米，包括温室主体、覆盖系统、苗床系统、灌溉系统、电系统、控制系统等），建设总体规模超过10000平方米的，一次性给予75元/平方米扶持；建设钢架棚标准达到60元/平方米以上（含60元/平方米，包括花棚主体、苗床系统、覆盖系统、灌溉系统、电系统等），建设总体规模超过20000平方米的，一次性给予20元/平方米扶持。
第七条 支持农村兰花专业合作社、农户建设大棚设施扩大兰花生产规模，进行集约化生产。建设钢架棚标准达到60元/平方米以上（含60元/平方米，包括花棚主体、苗床系统、覆盖系统、灌溉系统、电系统等），建设总体规模超过667平方米的，一次性予以60元/平方米扶持。
第八条 鼓励兰花企业上市融资，推动产业纵深发展。对改制准备上市的兰花企业，在改制阶段给予500万元财政资金支持，促其早日上市挂牌。
第九条 切实解决中小兰花企业贷款难问题。通过政府支持，担保公司跟进，为企业进行融资担保。
第十条 对兰花企业给予贷款贴息。对引进国外专家和人才在交通费等方面给予奖励性补助。
第十一条 完善我市兰花流通体系，对新建现代化兰花冷藏物流中心、仓储加工中心、电子交易中心等项目，政策上给予优先立项和资金支持。加强航空运输调控，对兰花鲜活产品尤其在节假日期间给予优先安排舱位。
第十二条 支持兰花企业建设国际热带兰花拍卖市场，促进流通与国际接轨，面向港澳、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俄罗斯等国际市场，利用好海关的保税仓政策，以鲜切花为主，把三亚建成亚洲最大的热带兰花交易中心。
第十三条 支持兰花产业信息化建设。政府支持100万元，完善现有“热带兰花网（www.troporchid.com）”功能，使其成为农户、合作社、企业、科研单位、政府及其他中介机构等畅通的信息交流平台，成为国际热带兰花信息及网上交易中心。
第十四条 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放宽审批条件，支持兰花企业扩大出口，创建兰花出口基地，并积极配合为企业在种苗和兰花进出口通关等方面提供便捷。对出口型兰花基地给予扶持。
第十五条 加强对热带兰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检查与监督，建立许可证和认证制度。建立产地检疫体制，对按照标准化生产的兰花基地给予授牌，可申请免检。
第十六条 协助兰花企业办理森检手续，争取森检机构快速办结。
第十七条 实施兰花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机制。对从事兰花新品种、新材料、新技术研发推广的企业凡符合条件的，由科技部门进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市科技信息产业局对经过认定的企业给予适当奖励，并积极协助企业争取市级、省级、国家级科技项目支持。
第十八条 组建三亚市热带兰花产销协会，设立三亚市热带兰花产业发展基金。基金来源包括：市财政预算外每年安排1000万元人民币专项资金、经批准从其它有关单位筹募的资金、基金收益、其他来源。三亚市热带兰花发展基金主要用途：三亚市热带兰花产销协会运作经费，兰花产业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创新科技（主要为新品种引进和育种）、海南野生资源保护、市场开发专项补贴、兰花合作社、兰花企业、种植兰花的农户和会员企业贷款贴息和其他无偿扶持支出。由三亚市财政局、出资单位、三亚市林业局和三亚市热带兰花产销协会组成三亚市热带兰花产业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该基金的审查，并报政府分管领导批准，方能使用。
第十九条 在本市投资和经营兰花产业，享受农业用电、用水优惠政策。
第二十条 鼓励和协助兰花企业在兰花育种研究、设施改良、节水设施配套、节能减排、新能源利用等方面争取国家及省市相关部门立项和资金支持。
第二十一条 兰花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征用的土地，土地管理部门要优先考虑，快速审批。兰花企业的生产用电、用水、通讯要优先安排。
第二十二条 增加信贷投入，各级金融部门，特别是农村金融部门，要将扶持兰花企业发展作为信贷工作的重要内容，在信贷规模上每年要有所增加。对兰花企业向农户收购兰花产品所需流动资金贷款要优先给予安排，应按不少于兰花企业上年销售额的20%核定当年贷款额度。贷款应重点保证生产经营旺季，并在利率上给予优惠。对兰花企业的贷款，应视项目用途与实际需要，合理确定贷款期限，贷款利率按国家规定基准利率执行。国家下拨的农业综合开发专项贷款也应重点扶持兰花企业。
第二十三条 支持兰花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政府帮助生产企业申报和完成国际标准质量体系认证、国际环保认证。
第二十四条 兰花企业管理人员在社会保险，继续教育、存档、子女入托、义务教育等方面，享受本市居民同等待遇。
第二十五条 鼓励兰花企业做大做强，政府主管部门制定有关标准，每年评出规模大、效益好的兰花先进企业，予以表彰。
第二十六条 鼓励兰花产品深加工，对从事兰花加工的企业，在土地、资金、科研、用水、用电等方面给予优惠支持。
第二十七条 支持兰花文化创意服务产业。对有助于提高现代兰花消费文化和艺术水平的创意服务企业，按照我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给予扶持和适当奖励。
第二十八条 每年举办中国（三亚）国际热带兰花博览会，促进产业发展，创三亚兰展品牌，并争取承办世界兰花博览会，扩大国际影响。
第二十九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企业需要在每年年底前，由兰花企业向市林业局提出本年度的扶持、奖励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经有关部门联合验收并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三十条 以上政策不重复享受（含省、市两级），按高额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二○○八年九月十一日起执行，由市林业局负责解释。
关键词: 案例指导/刑事司法/判例/发展与完善
内容提要: 在刑事司法领域，案例指导制度有助于规范司法人员的刑事裁量权，弥补刑事立法之局限，保障法律适用标准的统一。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应遵循合法性、谦抑性、遵循先例、时效性、权威性原则，促进指导性案例的发布主体多元化、效力层级化、遴选标准科学化、形成机制诉讼化、指导方式明确化。
案例乃法治之细胞，案例指导制度是链接法治细胞的神经中枢。为总结司法经验，统一法律适用，提高司法质量，维护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两高”）于 2010 年先后出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最高检察院案例指导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最高法院案例指导规定》），之后，“两高”发布了第一批指导性案例，这些举措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初步确立并付诸实施。无疑，在刑事司法中，案例指导制度有助于规范司法人员的刑事裁量权，弥补刑事立法之局限，促进司法尺度的统一，实现具体的刑事法治。但是，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必须借鉴域外判例法、判例制度的经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本文拟从刑事司法的角度出发，基于我国法院、检察院系统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与实践，分析案例指导制度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指导作用，指出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之建议。
一、案例指导制度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作用
（一）规范司法人员的刑事裁量权
英美法系的法官通过判例创制法律，但是大陆法系的法官也不是成文法的“自动售货机”。任何成文法都会给司法人员留下一定的裁量权，以应对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发展流变、犯罪的复杂性、案件的多样化之间的矛盾。在刑事法领域，司法人员的裁量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程序推进的裁量。在程序的运转过程中，从立案到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宣判，司法人员都必须衡量案情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第二，证据的取舍以及证明力的判断。比如，非法物证、书证的收集是否影响司法公正，需要予以排除；具有瑕疵的证据是否需要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以及能否印证，等等。第三，案件事实的认定。司法人员在证据规则框架之下根据现有证据依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来定案时，必须判定能否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第四，出罪与入罪。在定罪问题上，我国刑法第13 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出罪定量因素和刑法分则中频繁出现的数额犯、情节犯等，无不给司法人员确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留下很大的裁量空间。第五，量刑的裁量。尽管我国刑法要求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时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来判处，但是，针对个案究竟应从重、从轻、减轻处罚，应选择多大的幅度才能与上述因素相适应，与司法人员的裁量权有着很大的联系。总之，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不论证据的运用、事实的认定，还是对法律的解释、推理、政策的考量，都充满着裁量的因素。案例指导制度用已决典型案例指导待决案件的裁决，在“抽象到具体”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增加了一个“具体到具体”的指引和参照[1]，更加有力地规范和约束了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二）弥补刑事立法之局限，促进制定法的发展
按照法治主义的要求，法律不仅要有可预见性和稳定性，而且应当具有灵活性和延展性。罪刑法定是法治主义在刑事领域最基本的要求。为现代各国所采用的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摒弃了绝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僵化和刻板，更能反映刑事立法的社会适应性并兼顾其稳定性和灵活性。“从抽象到具体”的司法解释以及“从具体到具体”的指导性案例中的裁判规则都有助于明确立法原意，弥补刑法典的局限，提升罪刑法定原则的功效。正如日本刑法学者木村龟二指出的那样，“罪刑法定主义要求犯罪的定刑化，不过，只以法律的规定，即使用多么精密的表达记述犯罪的成立条件，犯罪的定型化也只能抽象地规定。由于就各个具体的案件法院所下判断的积累，犯罪定型的具体内容开始形成起来，承认判例有这样的意义的形成机能，不但不违反罪刑法定主义，实际上勿宁说是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此外，对否定犯罪成立或可罚性方面的判例的机能，也与罪刑法定主义没有矛盾。”[2]总之，指导性案例在不突破制定法框架的基础上，以真实案例的具体情境来解释制定法、提炼裁判规则，赋予了僵化的制定法本身生机与活力，增强了成文刑法的明确性和可预见性。案例指导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不矛盾，而且有助于弥补刑事制定法之局限，当然，待指导性案例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为制定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资源和素材。
（三）促进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
由于我国立法上坚持“易粗不易细”的指导思想，加之法律与法律、司法解释之间的冲突，司法人员职业素养的参差不齐等主客观原因，司法人员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经常出现证据的适用、事实的认定、定罪和量刑上的“同案不同判”，引起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比如广州许霆盗窃案和云南何鹏盗窃案，陕西药家鑫故意杀人案和云南李昌奎强奸、故意杀人案，还有《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之后的系列醉驾入刑的案件的量刑，经过媒体报道，在社会上均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同区域的司法人员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之下对相同或者相似的案件的裁判大相径庭，不仅违背刑法适用上的平等原则，而且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害法律以及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相对于抽象而稳定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能够及时地将抽象法条具体化，以案释法，有助于司法人员正确理解并适用法律，同时，通过个案提炼形成裁判规则，统一裁判的尺度。尤其是，“两高”通过公报、案例汇编、官方网站等媒介将指导性案例供各级司法机关乃至社会各界查询，让司法活动真正置于阳光之下，以社会大众参与监督的方式，来减少司法恣意。直观的指导性案例，在保证裁判结果大体一致的基础上，有助于吸纳当事人的不满，提高司法的社会认同感。同时，也有利于引导诉讼参与人，让其预见诉讼结果，选择正确的诉讼策略，实现息讼罢访，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二、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案例指导制度应遵循合法性原则，意味着指导性案例的定位、报送、遴选、发布、适用程序等都必须符合法律、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要求，案例指导制度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探索，不得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性原则主要体现在：第一，从实体层面来讲，作为指导性案例的判决、裁定，其内容和审判程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尤其是刑事指导性案例更应注重这一点。罪刑法定和程序法定原则是刑事法的重要基石。刑事指导性案例“重点不是创制裁判规则，以弥补法律空白，而是对现行法律条文中用语歧义、模糊、评价性、笼统等情况做出具体解释，并且该解释还要受到诸如禁止类推、严格解释、目的性限缩、审查无限、不能颠倒或转移证明责任、禁止重复评价以及法律涵义不明确、不得作影响法律的安定性的解释等法律原则或规则的限制”[3]，在适用刑事指导性案例时，司法人员也不得随意借题发挥，进行类推解释，突破指导性案例适用的范围。第二，从程序层面来看，对于指导性案例的定位、报送、遴选、发布、适用程序应当由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事先明确加以规定，司法人员应当依据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具体适用案例指导制度。
（二）谦抑性原则
与其他部门法领域的案例指导所不同的是，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应遵循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要求，在抗制违法犯罪行为时，必须将刑法作为最后的手段。除非不得已适用刑法手段，否则，尽量采取其他的制裁措施，即使在适用刑法手段时，也尽量选取较轻处罚措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中的谦抑性原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在面对刑法中模棱两可的情形以及新类型案件时，如果可以不入罪，尽量不通过指导性案例将其入罪；如果能用较轻的刑罚手段处理或者不予处罚，就不适用较重的刑罚手段。另一方面，由于遴选、发布指导性案例需要耗费大量司法资源，所以，只有在当前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本身无法给予司法人员明确的指引时，才可以用能够准确体现立法原意的指导性案例提炼出裁决规则，指导下级司法机关处理类似案件。
（三）遵循先例原则
遵循先例原则，是指特定机关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将对之后的裁决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后续类似案件必须尊重指导性案例中所蕴含的法律原则和规则，下级司法机关不得恶意规避指导性案例，否则，将在法律上产生一定的实体后果和程序后果。遵循先例原则是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借鉴西方国家判例法、判例制度最为核心的要素。但是，中西方的“遵守先例原则”有着很大的区别，我国的指导性案例不同于判例，它不是对法律的创制，不属于法律渊源，在效力上也只具有指导或者参考的作用。
（四）时效性原则
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相应的纠纷和犯罪案件也逐步涌入司法实践之中。囿于刑事制定法和司法解释的滞后性、抽象性，指导性案例必须发挥自身优势，以其及时性、灵活性来应对现实之需。在刑事司法中，如果指导性案例的发布过于滞后或者指导性案例未及时更替，既可能造成短时期内执法标准的混乱，也可能影响到刑罚功能的有效实现。因而，司法机关应紧密围绕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及时、准确、有效地发布和更新指导性案例，以统一法律的适用。
（五）权威性原则
案例指导制度应遵循的权威性原则，是指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应由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组织和领导，指导性案例的遴选标准和程序、适用方法、发布方式等应当符合法律以及“两高”的规定。指导性案例的编选和发布主体应该限于较高级别的法院、检察院，以保障案例的质量，体现指导性案例的权威性。[4]当然，权威性原则和前述合法性是分不开的，只有保障了指导性案例本身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才能确立指导性案例的权威地位，进而使案例的指导功能在各级法院、检察院以及当事人甚至每个普通公民中发挥作用。
三、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指导性案例发布主体和效力的单一化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第 8、9 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发布指导性案例，高级人民法院有权发布参考性案例。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例指导规定》第 4 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发布指导性案例。仔细分析“两高”先后发布的第一批指导性案例，不难发现，尤其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批发布的三个指导性案例中有两个都是经过法院审判或者核准的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可能基于公诉和抗诉业务体现检察监督职能的考虑，公布这两则指导性案例。其实，在笔者看来，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业务上，检察院除了肩负着独有的职务犯罪侦查、起诉、抗诉等职能之外，检察院和法院的业务具有相通性。“两高”分头针对已经生效判决发布指导性案例，既浪费司法资源，也不利于司法统一性的实现和司法权威性的树立。此外，我国幅员辽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会影响法律适用的具体标准（比如盗窃罪的具体数额标准），如果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辖区之内各地区的法律适用标准都交由“两高”以指导性案例的方式予以统一的话，必然增加“两高”的工作压力，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当然，盲目地赋予各级法院、检察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权力，也必然会损及指导性案例的权威性和司法的统一性。[5]如何协调司法的地域性和统一性之间的矛盾，是案例指导制度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