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隐名投资中股东身份的认定，我国学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为“形式说”，即坚持外观主义、公示公信原则，根据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等显性证据的记载作为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主张以名义股东为法律股东并否认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籍以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二为“实质说”，即以意思自治、契约自由为理论基础，认为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等显性材料仅具证权功能，并无设权效力，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探求与公司构建股东关系的真意，不以外在表现形式作为判断股东资格的基础，主张将实际出资的隐名投资人视为股东；三为“折衷说”，认为对于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不能以“形式”或者“实质”一概论之，应区分对内对外两个层面区别对待，并坚持“双重标准、内外有别”的原则：在涉及公司外部事务时，出于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和经济秩序的维护，应优先考虑形式上的外观主义，特殊情况下考虑实质要件；在处理公司内部纠纷时，通常应充分尊重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的意思自治，优先考虑实质要件，特殊情况下考虑形式要件。
笔者以为，由于隐名投资的成因与类型复杂多样，相比较而言，“折衷说”更符合价值判断的原则，可以避免“形式说”或者“实质说”在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问题上某些僵化、绝对的缺陷。基于此，笔者对实务中出现的一些典型的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仅有原始出资证明”情形下的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号，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但是，当实际出资人仅有原始出资或者认缴原始出资的证明，是否就必然会被确认为隐名股东呢？结论是否定的。在未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等显性材料的前提下予以实际出资，是隐名股东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并非其被认定的充分条件。如若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未对该等出资性质予以确认，没有明确该等出资系为实际出资人以设立公司并行使股东权利为目的之真实、共同意思表示，那么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就会存在被否定的法律后果。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一方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双方未约定出资人为股东或者出资人承担投资风险，且出资人亦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者以股东名义向公司主张过权利的，出资人仅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者享有债权；其起诉主张享有股权或者享有股东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这一规定并未定稿发布，但反映出司法实务界的一定倾向性意见。故，实际出资人以名义股东之名义向公司实际出资，双方未约定股权归属、投资风险承担，嗣后名义股东又无自认行为，也无证据证明实际出资人曾以公司股东的身份行使过股东权利或者承担过义务，无法确认实际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的，则实际出资人股权确权不能成立，仅对名义股东享有债权，其出资一般只能按借贷关系处理，实际出资人可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名义股东返还借款性质的出资并支付相应的利息；进一步地，在某种情形下，名义股东可能对实际投资人的出资的借贷性质也会不予认可，在实际投资人又无充分、确实证据的支持下，也可认定名义股东为不当得利并依法予以处理。
二、“合意存在”情形下的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规则
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条是关于公司实际出资人投资权益与股东资格取得的规定。依本条规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同时实际投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真实的隐名持股合意，是隐名股东确权行为的两个缺一不可的条件。只有出资，不存在真实的隐名持股合意，将可能导致被认定为借贷法律关系或者不当得利的法律后果，前已述及，不再赘言；而仅有隐名持股合意，实际投资人未出资或者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也可能导致隐名股东资格的丧失或者名义股东实质化等法律后果。下面予以具体分析。
1、对于本条“订立合同”的理解
本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但对于双方应采用何种合意形式，解释未予具文明定。现实中，由于隐名投资协议表现多种多样，不仅包括书面合意形式，也包括口头合意形式和事实合意形式。因而，依本条规定，只要该等合意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无论是事前事后书面合意，还是事后名义股东口头自认，抑或双方以其行为表明了此种合意，均应认定为隐名投资协议订立且有效。在名义股东故意隐瞒“隐名持股合意”且缺乏上述“隐名持股合意”的直接证据时，如果对隐名股东进行确权，这就需要审判法院运用优势证据规则来予以认定：当证据优势足以推翻形式表现，则应该推定实际投资人具备股东资格；反之则应当接受名义股东作为公司的真正股东。
2、本条所指“由实际出资人出资”的理解
在隐名投资情形下，实际投资人出资义务的履行是其获得投资收益的前提，亦为与名义股东内部签订隐名投资协议之基础。虽然如此，但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实际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也大量存在。由于隐名投资协议约定“名实分离”，但这种约定仅限于双方之间，在对外场合，依“折衷说”，应当坚持商法之外观主义、公示公信原则，我国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七条也吸收了这一观点，规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名义股东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显然，名义股东补充赔偿责任之承担乃由于实际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所致。对该“未履行出资义务”的理解，应采广义理解，既包括不完全履行的情形，也包括未完全履行和不适当履行的情形。“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一旦出现，同时亦会关涉隐名股权协议的违约问题。如若名义股东在未履行出资义务范围内或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范围内对公司、其他股东或债权人承担责任后，不主张追偿权，而改为抗辩实际投资人违约并主张名义股东实质化时，一般都能够得到法律的承认和支持，此时，就可能出现隐名股东因不履行出资义务彻底丧失股东资格、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在各自出资范围内具备股东资格以及名义股东完全实质化三种情形。此外，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七条只规定了债权人向名义股东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一种情形，现实中，如果公司债权人知道存在实际出资人时，可以将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列为共同被告，请求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未明确规定，但却为司法实践所肯定。
3、本条所指“投资收益”的理解
本条所指“投资收益”不同于“股东权益”。股东权益一般地由名义股东行使，而投资收益是实际投资人假借名义股东之手通过间接行使股东权益来实现。但现实中，双方在隐名投资协议中的约定并不仅仅限于投资收益的享有，对于股东权益法定边界下的权利义务分配也多有规定。对于协议中的该等约定，基于合同相对性之原则，此种约定仅限于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并不能发生对外效力；在行使股权时，名义股东可依法、依公司章程以及自己意志直接行使，且原则上在公司内部以及外部发生法律效力。至于名义股东的这种“自由行使”行为，如果存在违反前述约定之情形，也只能由名义股东向实际出资人承担违约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实际出资人超出隐名投资协议规定的权利范围，行使原本属于名义股东行使的权力或者直接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且不为公司其他股东反对的，名义股东亦不对该等越权行为予以反对，应视为表见代理行为，但不构成对原隐名投资协议的补充或修订；当原股东对该等越权行为予以明确反对或制止时，实际投资人的该等越权行为应视为无效。
4、本条所指“股东权益”的理解
如前述，名义股东行使股东权益可依法、依公司章程自由而独立地行使，在隐名投资协议于法于章程不为抵触的前提下，可对名义股东股东权益的行使予以限制，但无论是权利范围的限制，还是行使方式的限制，都仅在名义股东和实际投资人之间发生效力，不能直接对抗公司及其他善意第三人。换言之，股东权益作为股权和股东的权利的集合体，在对外部而言，名义股东基于外观主义、公示公信原则是该集合体的拥有者，但基于隐名投资协议，股权作为财产性的基础权利一般为实际出资人所有，一般约束包括名义股东在内的其他任何人不得擅为处分，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且该协议内容一般不为第三人所得知，而只能约束签约的双方当事人。故，我国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六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应该说，这一规定体现了立法上追求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同时兼顾民法上公平与正义原则的价值取向。
问题是，如果对外股权转让主体是实际投资人，而非名义股东，又当如何处理呢？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关于这个问题，相对比较复杂，由于此时实际投资人的股东资格未显名化，名义股东仍然是公司名义上的股东，对于公司而言股权结构并未发生变动，实际投资人作为股权转让主体对外转让股权，虽然在与受让人之间设定了相关的权利义务，但于形式上并未发生股权的任何变动，故需要结合隐名投资协议的权利义务分配、名义股东的同意权以及转让协议的内容等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约定不得转让情形下”的处理
如果隐名投资协议规定实际出资人不得进行股权转让的，则依协议约定。此时实际投资人擅自转让股权的，除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外，须对名义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未约定不得转让情形下”的处理
首先，如果隐名投资协议双方未约定实际出资人不得进行股权转让的，且在内容上仅规定实际投资人依其实际投资形成之股权享有投资收益，而将股东的权利均赋予名义股东行使，在这种情形下：
⑴当实际投资人与受让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也仅限于投资收益的分享时，实际出资人向受让人转让股权，实质上相当于债权人通过让与合同将其债权移转于第三人享有，宜按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规定的规则处理。此时，受让人受让的实际是投资收益享有权，而非股权，不当然取得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
⑵当实际投资人与受让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超越投资收益的分享，涉及到股东权益的权利义务分配时，此时实际出资人向受让人转让股权，实质上是在约定转让股份限额之范围内对原隐名投资协议的一种变更，由于关涉名义股东权利的限制，必须经由名义股东同意。如果名义股东同意，则受让人受让的是股权，当然取得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且在权利的行使上，由于三方变更的合意，其权利的广度和深度均大于原实际投资人；反之，如果名义股东不同意，则实际投资人擅自与受让人签订包括股东权益的权利义务分配内容等在内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由于这种情形下受让人属于明知或者应当知道之非善意情形，该约定条款无效，但不影响转让协议的其他效力，此时，受让人受让的仍然为投资收益享有权，而非股权，不当然取得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
其次，如果隐名投资协议双方未约定实际出资人不得进行股权转让的，且在内容上不仅规定实际投资人依其实际投资形成之股权享有投资收益，而且对名义股东行使股东权益时约定相关权利义务分配时，在这种情形下，实际投资人向外转让股权时，由于事关对他人权利义务的处理，就必须事先经由名义股东同意后方得转让。
当然，上述两种情形均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限囿于现有隐名投资的框架下为之。如若包括实际投资人或受让人在内的隐名股东欲打破上述隐名投资框架，首先就要适用隐名股东显名规则，待取得公司股东资格之后再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确立的股权外部转让规则进行转让。
5、隐名股东显名规则
于公司而言，由于实际投资人属于公司的外部人员，实际投资人欲从公司外部进入公司内部、取代名义股东成为公司的成员，对于公司和其他股东而言，这类似于发生了股权的对外转让。就隐名股东显名程序来说，依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首先要确权。关于确权问题，详见前述。其次，要参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股权外部转让规则，经由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时，实际投资人方能取代原名义股东成为公司显名股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实际投资人股东资格的取得并非完全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股权外部转让规则，而为准适用。这里的“准适用”，是指实际投资人向公司请求股东资格时，其他股东只有同意权，只能在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进行选择，而无优先购买权；当其他股东不同意实际投资人的请求时，也无需承担不优先购买该股权而“视为同意”的责任，当同意数未过其他股东半数时，则隐名股东显名不能，此时名义股东仍为公司股东。但是，当实际投资人成为显名股东后，原名义股东的股东资格应同时予以否定，对于原显名出资人之前所为之公司法律行为，应采无溯及力之做法，以避免出现产生不当得利等复杂问题，维护公司法律关系之稳定。
作者，法学博士，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3810112545
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
(2009年6月25日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金融市场体系建设
第三章 区域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
第四章 金融人才环境建设
第五章 信用环境建设
第六章 金融创新环境建设
第七章 金融风险防范与法治环境建设
第八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发展环境，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市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当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以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核心，以改革创新和营造环境为重点，将上海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市推进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关工作的领导。
本市设立的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议事协调机构，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负责协调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有关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制定和落实阶段性目标和各项措施。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协作配合，具体落实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各项工作。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金融产业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安排上海金融发展资金，用于对金融人才、金融创新的奖励和金融产业发展的扶持。
第七条 本市应当按照国家明确的战略定位和分工，加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国内其他中心城市在金融领域的相互协作和支持，增强本市金融业的服务功能，推动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机构为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加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在金融市场建设、金融产品创新、金融风险防范、金融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和战略合作；推动在本市的金融机构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金融机构的合作、交流。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交流，鼓励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机构、金融教育研究机构等开展国际合作、交流。
第二章 金融市场体系建设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关于形成多功能、多层次、国际化金融市场体系的要求，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推进货币、外汇、债券、股票、商品期货、金融衍生品、保险、黄金、产权等市场的建设。
市人民政府应当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优化金融市场参与者结构，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产、企业年金、信托计划等各类机构投资者。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相关政策，加强金融机构体系建设，支持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期货、基金、融资租赁、货币经纪、财务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鼓励国内外金融机构在本市设立总部和分支机构；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金融机构。
第十条 本市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和国债收益率培育成为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
本市支持金融机构开发、推广有利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符合国家金融监管要求的各种金融产品和业务；支持有关机构研究探索以股指、汇率、利率、股票、债券、银行贷款等为基础的金融衍生产品；推动离岸金融、股权投资、并购贷款、私人银行、券商直投、信托租赁、汽车金融等业务的发展，鼓励有序开发跨机构、跨市场、跨产品的金融业务。
第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配合国家有关部门促进各类金融信息系统、市场交易系统互联互通，建设、完善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相匹配的登记、托管、清算、结算等统一高效的现代化金融支持体系。
第十二条 本市鼓励发展金融外包服务，支持金融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客户服务、电子支付等金融专业化服务产业发展，鼓励设立金融专业化服务机构。
第十三条 本市支持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融资担保、投资咨询、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与金融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发展，规范中介服务机构的执业行为，增强行业自律，提高中介服务机构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建设金融资讯信息服务平台和全球金融信息服务市场。
第十四条 本市支持金融机构加强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教育，培养诚实守信、服务至上、严格规范的职业操守，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第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金融行业协会发挥规范、协调、服务、自律等作用。
第三章 区域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陆家嘴金融城、外滩金融集聚带、张江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洋山保税港区以及其他区域各自的发展优势，完善本市金融业空间布局。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组织编制金融集聚区布局规划，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报经批准后，纳入相应的城市规划。
第十七条 市规划国土管理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市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结合金融产业发展规划和金融集聚区布局规划的要求，在组织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时，保证金融集聚区的建设用地。
市房屋管理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为金融机构解决营业、办公用房提供便利。
第十八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完善金融集聚区内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改善办公、商业等服务环境。
本市电力、通信、交通等相关企业应当做好金融集聚区的电力、通讯、交通等服务保障工作。
第四章 金融人才环境建设
第十九条 市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金融服务部门制定金融人才的集聚、发展规划和培养、引进计划；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相适应的金融人才使用评价机制，分类制定与金融人才相关的政策。
第二十条 市金融服务部门应当会同市有关部门建立本市金融教育信息资源库，推动教学资源共享。
市教育管理部门和市金融服务部门应当会同市有关部门设立金融职业教育与培训基地，培养各类金融专业人才和金融管理人才。
市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金融服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引进国际认可的金融职业能力考试认证机构在本市开展相关认证业务。
第二十一条 本市鼓励金融机构以及相关单位通过市场机制，从国内外引进各类高层次、紧缺的金融人才。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引进的高层次、紧缺金融人才在户籍和居住证办理、住房、医疗保障、子女就学等方面提供便利。对引进的境外金融人才，出入境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简化出入境手续。
第二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金融人才奖励办法，对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贡献的各类金融人才给予奖励。
第五章 信用环境建设
第二十三条 市经济信息化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金融服务等部门，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建设金融业统一的征信平台，扩大信用信息采集的覆盖面和数据量，改善信用信息查询服务。
市经济信息化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金融服务等部门，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健全金融业高级管理人员执业信用记录。
第二十四条 本市工商、税务、公安、质监等行政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应当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依法提供相关信用信息查询服务。
第二十五条 本市鼓励信用服务机构开发信用产品，支持信用服务机构的合法经营活动。
信用服务机构收集、处理信用信息、提供信用产品，应当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和审慎的原则。
信用服务机构对征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损害被征信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妨碍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
第二十六条 本市支持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活动中使用信用产品，推进在企业融资、创业扶持以及典当、融资租赁等业务中使用信用产品。
第六章 金融创新环境建设
第二十七条 本市鼓励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机构进行金融产品、技术、服务、管理、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创新。
第二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为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机构创造条件，在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支持下，将各类金融创新成果率先在本市实施推广。
第二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完善金融创新保护机制，加强对金融创新成果的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的保护。
第三十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金融创新奖励办法，对优秀金融创新项目给予奖励。
第七章 金融风险防范与法治环境建设
第三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与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在本市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依法履行监管职能，完善监管体系，改进监管方式，加强跨行业、跨市场监管协作。
第三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健全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完善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应急处置机制。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建立完善金融风险监测信息系统和评估机制，支持相关机构开展金融风险预测、评估、防范等方面的研究，增强对金融风险的预警防范能力，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支持金融风险管理工具及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并为金融机构维护重要金融信息系统安全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第三十三条 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应当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做好反洗钱、反假币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工作。
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应当依法加强对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的预防和打击。
第三十四条 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优化行政审批程序，简化行政审批环节，为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机构、相关中介服务机构、有关行业协会等提供公开透明、便捷高效的行政服务。
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应当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不得干预金融机构的依法自主经营。
第三十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完善金融诉讼案件审理机制，加大对金融案件的执行力度。
第三十六条 本市金融仲裁机构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完善金融仲裁规则，提高金融仲裁专业水平和国际化程度。
第三十七条 本市支持金融法律服务业发展，鼓励法律服务机构拓展金融法律服务领域，为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个人提供金融法律服务。
第三十八条 本市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当通过媒体和其他形式，宣传普及金融知识，开展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教育。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9年8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