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决定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决定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1997年9月4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决定
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决定对《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和补充：
一、将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条合并为一条，作为第二十四条，即：“第二十四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统计局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
“（一）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可以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虚报、瞒报关系到国计民生重要统计资料的，可以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拒报或者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可以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工商户有前款违法行为之一的，可以处以100元以上1000以下的罚款。”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五条，即：“第二十五条利用统计调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进行欺诈活动的，由市或者区、县统计局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对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骗取荣誉称号、物质奖励或者升职务的，由有关部门取消其荣誉称号、追缴物质奖励和撤销晋升的职务。”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文字和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
（1994年9月8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根据1997年9月4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统计管理，保障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民，有义务如实提供国家统计调查所需要的情况。
第三条 市统计局是本市统计工作的主管机关，负责本条例的实施。
第四条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和统计监督的职权不受侵犯。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各企业事业单位，对统计工作应当加强领导，为统计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各单位应当加强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建设，根据统计任务的需要配备统计计算和数据传输设备，逐步建立本市现代化的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各企业事业单位，对统计工作成绩显著，执行统计法律、法规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第七条 市和区、县统计局，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统计机构，对本辖区内的统计工作负有组织领导、管理协调和监督检查的职责。
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受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双重领导，统计业务以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领导为主。
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统计机构或者统计人员，负责本居住地区的综合统计工作，统计业务受街道或者乡、镇统计机构的指导。
第八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各部门的统计机构或者指定的统计负责人，对本部门的统计工作负有管理、协调、监督和检查的职责，统计业务受同级统计局的指导。
第九条 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经济组织的统计机构或者指定的统计负责人，对本单位的统计工作负有管理、协调、监督和检查的职责，统计业务受上级主管部门统计机构和所在地政府统计机构的指导。
第十条 统计人员必须取得市统计局统一制发的《统计岗位证书》方可从事统计工作。对统计人员的培训、考核、发证和验证工作，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市统计局制定具体办法。
第十一条统计人员应当保持相对稳定。各级统计机构主要负责人和具有中级以上统计专业技术职务人员的调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办理；调换统计人员时，必须先补后调。
第三章 统计调查表管理
第十二条 全市性的地方统计调查表，由市统计局制定，或者由市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区和县的地方统计调查表，由区和县统计局制定，或者由区和县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各部门制发到非本部门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统计调查表，由本部门负责人审核签署，报同级统计局审批。
市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为完成市人民政府部署的紧急调查事项，市统计局又无此项资料的，可以制发一次性专项统计调查表，报市统计局备案，并将调查资料报市统计局。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的非常设机构，不得制发统计调查表。
第十三条 制发统计调查表必须附有说明书，说明调查目的、调查内容、调查对象、调查时间、指标涵义、计算方法、分类目录和统计编码等。分类目录和统计编码必须执行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执行本市标准。
第十四条 制发各类统计调查表，必须在调查表的右上角标明制表机关名称、表号和执行期限。应当审批、备案的，必须标明批准、备案机关名称及批准文号。
不符合前款规定或者超过执行期限的统计调查表是非法报表，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有权拒绝填报，并向市和区、县统计局举报。
第十五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在批准成立或者领取工商营业执照之日起10日内，建设单位在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项目开工前，必须到市或者区、县统计局办理统计登记，并按照规定报送统计调查表。
已办理统计登记的，隶属关系、经营范围和地址等发生变化，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记的统计局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
第四章 统计资料管理
第十六条 各部门和各单位必须依法建立和健全原始记录、统计台帐以及统计资料的审核、交接、档案和保密等项管理制度。
第十七条 各部门和各单位必须按时提供真实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或者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上报的统计资料必须经本部门和本单位领导人审核、签署。
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各单位的领导人，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提供的统计资料不得擅自修改，也不得授意和强迫统计人员修改。
第十八条 市和区、县统计局负责审定、公布和出版本市或者本地区的基本统计资料，并及时发布统计公报及其他各类统计资料。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各部门公开发布本系统的统计资料，应当与同级统计局有关统计资料核对一致。
宣传、新闻和出版单位需要发表尚未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全市性的，必须经市统计局核准；地区性的，必须经有关区和县统计局核准。所发表的统计资料应当注明提供单位。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进行评比、表彰和奖励时所使用的统计资料，应当以市和区、县统计局提供或者核定的统计资料为准。
第十九条 各级统计机构应当依法利用统计信息资源为社会公众服务。
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的统计信息咨询，可以实行有偿服务。
第五章 统计检查和监督
第二十条 市和区、县统计局的统计检查机构，在本辖区内依法行使统计检查监督的职权，负责组织本辖区内的统计检查和查处统计违法行为。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各部门统计机构的兼职统计检查员，在同级统计局的指导下，负责组织本部门或者本系统的统计检查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统计机构的兼职统计检查员，在区和县统计局的领导下，负责组织本辖区内的统计检查工作。
第二十一条 统计检查员由市统计局统一组织培训，经考核合格后发给统计检查证。
统计检查员在执行统计检查监督任务时，应当出示统计检查证，不出示证件的，被检查单位有权拒绝接受检查。
第二十二条 统计检查机构或者统计检查员在执行公务时，有权向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必须在接到《统计检查查询书》之日起15日内作出答复，逾期不答复的，视为拒报。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行为检举、揭发和控告，并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打击报复。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统计局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
（一）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可以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虚报、瞒报关系到国计民生重要统计资料的，可以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拒报或者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可以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工商户有前款违法行为之一的，可以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利用统计调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进行欺诈活动的，由市或者区、县统计局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对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骗取荣誉称号、物质奖励可能晋升职务的，由有关部门取消其荣誉称号、追缴物质奖励和撤销晋升的职务。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3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对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有关领导人或者直接责任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一）阻挠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的；
（二）妨碍统计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
（三）包庇、袒护统计违法行为的；
（四）利用职权擅自修改或者授意、强迫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修改真实统计资料的；
（五）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
（六）拒报或者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
（七）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三款规定，自行公布或者发表统计资料的；
（八）对检举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统计人员和统计检查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和滥用职权尚未构成犯罪在，其所在部门或者上级主管机关应当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 违反统计法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统计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1994年12月1日起施行。
1997年9月23日
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构想
李文和
[山东淄博 邮编：255040 Email：chinalwh@163.com]
[摘要] 吸收和借鉴美国刑事司法中辩诉交易制度的法制理念，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可以充分尊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选择权，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本文试图通过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对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发表自己粗浅的看法,以期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尽一点力。
目录：
一、辩诉交易的含义、起源和现状
二、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设想
三、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必要性
四、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可行性
五、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限制
六、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司法审查机制
七、结论
关键词：辩诉交易 控辩协商 必要性 可行性 限制 审查
正文：
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面临着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挑战，如何在不违背法律和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加快案件周转、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和提高诉讼效率，已经成为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为此，作为20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司法制度——辩诉交易制度，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笔者认为，将辩诉交易制度全盘移植到我国刑事诉讼之中，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中国国情；但抹杀了辩诉交易的精髓在中国的应用价值，是片面的。所以，笔者设想，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借鉴美国刑事司法中的辩诉交易制度，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法治环境的中国控辩协商制度，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一、辩诉交易的含义、起源和现状
辩诉交易，又称为辩诉谈判或者辩诉协议，是主要为美国法所适用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减少控诉罪行，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条件，与被告方（一般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协商谈判而形成的一种司法制度。因为控辩双方都争取有利于己的最佳条件，协商谈判的过程就会出现讨价还价的局面，双方都会要作出不同程度的让步，因而称之为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其一，交易的主体是检察官和被告人（主要是通过其辩诉律师进行交易）；其二，交易的内容，就控方而言包括减轻指控罪、减少指控罪名数以及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等，就辩方而言，主要是承认有罪。其三，通过交易所获利益，就控方而言是通过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而免去了审判中的证明责任，同时减少了败诉风险；就辩方而言，是获得较轻处罚的判决或者被减少了犯罪指控。其四，交易的形式表现为控辩双方在自愿基础上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其五，交易的后果是案件不进入正式庭审，而由法院对辩诉协议予以确认并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处刑，诉讼程序终止。应当说，辩诉交易的本质特征是控辩双方通过互惠的交易行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行处分。
辩诉交易最早出现在18世纪英国的普通法中，美国直到19世纪中叶才有了辩诉交易。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通过辩诉交易解决的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不断的增长，到1910年这一比例接近了90%。1970年美国联邦政府最高法院在布兰迪诉联邦政府一案的判决中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在1974年修订施行的美国《联邦刑事诉讼法规则》中又明确将辩诉交易作为一项诉讼法律制度确立下来，从而使辩诉交易进一步制度化和法典化。目前美国联邦各州约有90%以上的刑事案件需要通过辩诉交易方式进行，著名的“李文和案”也是通过辩诉交易来解决的。
二、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设想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简易程序，为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实践表明，我国简易程序在扩大适用面、增强适用率及提高简易化程度等方面都需要作很大改进。尽管我国在立法上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辩诉交易的存在，但我们应该看到辩诉交易对美国刑事诉讼的巨大贡献，因此，取辩诉交易之精髓、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正好迎合这一需求，使我国简易程序更加简易化、快速化，进一步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笔者设想，控辩协商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证据确实但不充分的公诉案件，为了尽快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人民检察院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之间，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坦白认罪、人民检察院行使裁量权、承诺放弃较轻罪名、减轻指控或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意见等事项进行协商的制度。
控辩协商是新时期对“坦白从宽”刑事政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协商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辩护律师应当参与）；第二，协商的启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享有选择权，人民检察院具有决定权。第三，协商的内容，就人民检察院而言包括减轻指控罪、减少指控罪名数以及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意见等，就辩方而言，主要是坦白认罪。第四，协商的形式，表现为控辩双方的自愿。第五，协商的结果，人民检察院因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坦白而免去了审判中的证明责任；犯罪嫌疑人获得较轻处罚的判决或者被减少了犯罪指控。其五，协商的后果是人民法院适用更简化的审判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确认控辩协商结果并作出判决。
依法协商是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重要特征，与美国辩诉交易制度有根本的区别。第一，协商的内容，不得违背社会公益、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二，协商的时间，应该是包括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的各个程序，而不仅仅限于审判前的起诉程序；第三，作为协商主体的控方是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只是代表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裁量权，协商中不得搀杂检察官的个人意志；第四，作为协商主体的辩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而不仅仅限于被告人；第五，对于控辩协商协商案件，人民法院仍然适用审判程序进行审理，保持诉讼程序的完整性，而不是避开审判程序，直接按照协商结果定罪处罚。
三、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必要性
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简易程序，将一些较轻犯罪案件简化诉讼程序。简易程序的适用，虽然减轻了检察机关派员出庭的压力，对法院而言，审判压力有所缓解，但尚未发挥应有功能。
笔者认为，在简易程序之外，还应进行程序设计与创新，以完善速决程序体系。随着诉讼实践的发展，控辩协商制度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刑事诉讼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有利于制衡沉默权，将我国长期实行的“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法定化。
我国1998年10月5日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g项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有罪”。联合国大会1985年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北京规则”)第7条也有关于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或沉默权的规定。我国已经加入《北京规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加入也指日可待，迫于国际公约的压力，我国刑事诉讼中实行沉默权制度也是必然。事实上，我们在现实中还是看到了沉默权的影子以及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正悄悄地与“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相抗衡。刑法第395条第一款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就是迫于沉默权的行使所做的无奈之举。正是犯罪嫌疑人行使沉默权，才使本来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手段获得的巨额财产变得来源不明，也使得这一罪名与刑法理论相违背。
笔者认为，沉默权制度的实行，对于保护公民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会给刑事诉讼带来不利影响，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从诉讼制度上寻求某一制衡力量，控辩协商制度无疑是担当此任的最佳选择。通过控辩协商，使得“坦白从宽”的政策有了存在的法律基础，真正体现鼓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认罪的精神，促使他们认罪和悔罪，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刑讯逼供与超期羁押问题，同时可以避免类似“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与刑法理论相悖的罪名出现。
2、有利于体现了刑事诉讼的民主性。
首先，控辩协商制度的协商性，是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肯定，有利于培育尊重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观念。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控辩协商，可以尽早地结束羁押的不稳定状态，尽快摆脱讼累，并且被判处较少的刑罚，也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心理压力和抵触情绪的减轻。
其次，有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被害人除惩治犯罪分子的愿望外，还有尽快获得人身和财产的损害赔偿的请求，而控辩协商恰恰能满足被害人的这一要求，它能够节省被害人的诉讼开支，降低诉讼成本。在控辩协商过程中尊重被害人参与协商权，把赔偿金额和赔偿金的支付也当做协商的内容，被害人的权利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
3、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
首先，控辩协商是公诉案件侦查的需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是公诉案件的必经程序。侦查终结有两种情况：一是经侦查，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罪，符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二是在侦查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但是实践告诉我们，尽管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羁押期限作了明确的规定，但仍然有大量的案件因为在法定期限内达不到侦查终结的条件而出现超期羁押行为。笔者认为，为了缩短侦查羁押时间，防止超期羁押的出现，有必要在侦查阶段 “讯问犯罪嫌疑人”这一必经程序中，引进控辩协商制度，通过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服法，降低侦查难度，减少侦查工作量，提高侦查的效率，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侦查终结。
其次，控辩协商可以避免刑事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补充侦查。《刑事诉讼法》第14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如果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作出提起公诉或不起诉决定，需要对案件作进一步的侦查时，可以决定补充侦查。补充侦查的案件，应该在1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的次数以2次为限。笔者认为，补充侦查毕竟延长了案件侦查时间，会占用大量的司法资源，于国家和犯罪嫌疑人都不利。建立控辩协商制度后，检察机关就可以借助自侦权，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进行协商，在最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出提起公诉或不起诉的决定。
第三，控辩协商可以简化刑事诉讼审判程序。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四种刑事审判程序：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特殊案件的复核和核准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其中，二审源于对一审的上诉或抗诉，再审源于对一审或二审生效判决的再审申请，二审和再审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或依据与被告人的认罪服法的态度、人民检察院的控诉存在着分歧。笔者认为，与其因分歧引发二审或再审，倒不如在一审程序中引入控辩协商制度，通过人民检察院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协商，对案件作出客观、公正、全面、统一的认识，使案件在一审就得到圆满解决。
第四，控辩协商可以淡化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完善审判制度，从人治走向法治。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均设立审判委员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疑难、复杂、重大的刑事案件，合议庭难以作出决定的，由院长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笔者认为，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有其浓厚的历史色彩和“人治”的烙印，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仍然不能掩盖其与刑事诉讼根本宗旨相违背性。实行控辩协商制度后，因疑难、复杂、重大而导致合议庭难以作出决定的案件将会大大减少，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将逐步淡化，直至慢慢退出审判舞台，使审判工作真正走上法治轨道。
四、在我国确立控辩协商制度的可行性
1、立法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