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地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北京市地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京地税企(2000)445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条例》、《细则》）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0〕84号）等文件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依据条例第四条规定，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去准予扣除项目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准予扣除项目是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与取得应纳税收入有关的所有必要和正常的成本、费用、税金和损失。
第三条 纳税人申报的扣除要真实、合法。真实是指能提供证明有关支出确属已经实际发生的凭据；合法是指符合国家税收规定，如果其他法规规定与税收法规规定不一致的，以税收法规规定为准。
第四条 除税收法规另有规定者外，税前扣除的确认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权责发生制原则。即纳税人应在费用发生时而不是实际支付时确认扣除。
（二）配比原则。即纳税人发生的费用应在费用应配比或应分配的当期申报扣除。纳入某一纳税年度应申报的可扣除费用不得提前或滞后申报扣除。
（三）相关性原则。即纳税人可扣除的费用从性质和根源上必须与取得应税收入相关。
（四）确定性原则。即纳税人可扣除的费用不论何时支付，金额必须是确定的。
（五）合理性原则。即纳税人可扣除费用的计算和分配方法符合一般的经营常规和会计惯例。
第五条 纳税人发生的费用支出必须严格区分经营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资本性支出不得在发生当期直接扣除，必须按税收法规规定分期折旧、摊销或计入有关投资的成本。
第六条 根据《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支出不得扣除：
（一）资本性支出
（二）无形资产受让、开发支出
（三）违法经营的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四）各项税收的滞纳金、罚金和罚款
（五）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损失有赔偿的部分
（六）超过国家规定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以及非公益，救济性的捐赠
（七）各种赞助支出
（八）贷款担保
（九）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各项支出
（十）除上述规定外，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支出也不得扣除：
1．贿赂等非法支出；
2．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而交付的罚款、罚金、滞纳金；
3．存货跌价准备金、短期投资跌价准备金、长期投资减值准备金、风险准备基金（包括投资风险准备基金），以及国家税收法规规定可提取的准备金之外的任何形式的准备金；
4．税收法规有具体扣除范围和标准（比例或金额），实际发生的费用超过或高于法定范围和标准的部分。
第七条 纳税人的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投资等各项资产成本的确定应遵循历史成本原则。纳税人发生合并、分立和资本结构调整等改组活动，有关资产隐含的增值或损失在税收已确认实现的，可按经评估确认后的价值确定有关资产的成本。
第二章 成本和费用
第八条 成本是纳税人销售商品（产品、材料、下脚料、废料、废旧物资等）、提供劳务、转让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包括技术转让）的成本。
第九条 纳税人必须将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成本合理划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可直接计入有关成本计算对象或劳务的经营成本中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等。间接成本是指多个部门，为同一成本对象提供服务的共同成本，或者同一种投入可以制造，提供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或劳务的联合成本。
直接成本可根据有关会计凭证、记录直接计入有关成本计算对象或劳务的经营成本中。间接成本必须根据与成本计算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成本计算对象的产量等，以合理的方法分配计入有关成本计算对象中。
第十条 纳税人的各种存货应以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纳税人外购存货的实际成本包括购货价格、购货费用和税金。
计入存货成本的税金是指购买、自制或委托加工存货发生的消费税、关税、资源税和不能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纳税人自制存货的成本包括制造费用等间接费用。
第十一条 纳税人各项存货的发出或领用的成本计价方法，可以采用个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平均法、计划成本法、毛利率法或零售价法等。如果纳税人正在使用的存货实物流程与后进先出法相一致，也可采用后进先出法确定发出或领用存货的成本。纳税人采用计划成本法或零售价法确定存货成本或销售成本，必须在年终申报纳税时及时结转成本差异或商品进销差价。
第十二条 纳税人的成本计算方法、间接成本分配方法、存货计价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改变，如确需改变的，应在下一纳税年度开始前报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否则，对应纳税所得额造成影响的，税务机关有权调整。
第十三条 费用是指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可扣除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已计入成本的有关费用除外。
第十四条 销售费用是应由纳税人负担的为销售商品而发生的费用，包括广告费、运输费、装卸费、包装费、展览费、保险费、销售佣金（能直接认定的进口佣金调整商品进价成本）、代销手续费、经营性租赁费及销售部门发生的差旅费、工资、福利费等费用。纳税人发生的佣金符合下列条件的，可计入销售费用：
（一）有合法真实凭证；
（二）支付的对象必须是独立的有权从事中介服务的纳税人或个人（支付对象不含本企业雇员）；
（三）支付给个人的佣金，除另有规定者外，不得超过服务金额的5％。
从事商品流通业务的纳税人购入存货抵达仓库前发生的包装费、运杂费、运输存储过程中的保险费、装卸费、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和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等购货费用可直接计入销售费用。如果纳税人根据会计核算的需要已将上述购货费用计入存货成本的，不得再以销售费用的名义重复申报扣除。
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纳税人的销售费用还包括开发产品销售之前的改装修复费、看护费、采暖费等。
从事邮电等其他业务的纳税人发生的销售费用已计入营运成本不得再计入销售费用重复扣除。
第十五条 管理费用是纳税人的行政管理部门为管理组织经营活动提供各项支援性服务而发生的费用。管理费用包括由纳税人统一负担的总部（公司）经费、研究开发费（技术开发费）、社会保障性缴款、劳动保护费、业务招待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股东大会或董事会费、开办费摊销、无形资产摊销（含土地使用费、土地损失补偿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坏帐损失、印花税等税金、消防费、排污费、绿化费、外事费和法律、财务、资料处理及会计事务方面的成本（咨询费、诉讼费，聘请中介机构费、商标注册费等），以及向总机构支付的与本身营利活动有关的合理的管理费等。
（一）纳税人实际发生的合理的劳动保护支出可以扣除。劳动保护支出是指确因工作需要为雇员配备或提供工作服、手套、安全保护用品、防暑降温用品等所发生的支出。
（二）总部经费，又称公司经费，包括总部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薪金、福利费、差旅费、办公费、折旧费、修理费、物料消耗、低值易耗品摊销等。
（三）纳税人发生的与其经营活动有关的合理的差旅费、会议费、董事会费，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证明资料的，应能够提供证明其真实性的合法凭证，否则，不得在税前扣除。
差旅费的证明材料应包括：出差人员姓名、地点、时间、任务、支付凭证等。
会议费证明材料应包括：会议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内容、目的，费用标准、支付凭证等。
第十六条 财务费用是纳税人筹集经营性资金而发生的费用，包括利息净支出、汇兑净损失、金融机构手续费以及其他非资本化支出。
第三章 税金
第十七条 税金是指纳税人按规定缴纳的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发生的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教育费附加，视同为税金可以扣除。
第四章 损失
第十八条 损失是指纳税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项营业外支出、已发生的经营亏损和投资损失以及其他损失。其中经营亏损按市局京地税企〔2000〕115号《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税前弥补亏损的审核管理办法的通知》规定执行；投资损失的税前扣除将另文明确；集体、私营企业除上述两类损失以外的其他损失，按京地税企〔1997〕421号关于印发《集体、私营企业财产损失的审批管理办法》的通知文件规定执行。
第五章 资产折旧或摊销
第十九条 纳税人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的摊销费用可以扣除。
第二十条 纳税人的固定资产计价按细则第三十条的规定执行。即：
（一）建设单位交来完工的固定资产，根据建设单位交付使用的财产清册中所确定的价值计价。
（二）自制、自建的固定资产，在竣工使用时按实际发生的成本计价。
（三）购入的固定资产，按购入价加上发生的包装费、运杂费、安装费以及缴纳的税金后的价值计价，从国外引进的设备，按设备买价加上进口环节的税金、国内运杂费、安装费等后的价值计价。
（四）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照租赁协议或者合同确定的价款加上运输费、途中保险费、安装调试费以及投入使用前发生的利息支出和汇兑损益等后的价值计价。
（五）接受赠予的固定资产，按发票所列金额加上由企业负担的运输费、保险费、安装调试费等确定；无所附发票的，按同类设备的市价确定。
（六）盘盈的固定资产，按同类固定资产的重置完全价值计价。
（七）接受投资的固定资产，应当按该资产折旧程度，以合同、协议确定的合理价格或者评估确认的价格确定。
（八）在原有固定资产基础上进行改扩建的，按照固定资产的原价，加上改扩建发生的支出，减之改扩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变价收入后的余额确定。
固定资产的价值确定后，除下列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得调整：
（一）国家统一规定的清产核资；
（二）将固定资产的一部分拆除；
（三）固定资产发生永久性损害，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可调整至该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并确认损失；
（四）根据实际价值调整原暂估价值或发现原计价有错误。
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范围按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执行。即：
（一）下列固定资产应当提取折旧：
1．房屋、建筑物；
2．在用的机器设备、运输车辆、器具、工具；
3．季节性停用和大修理停用的机器设备；
4．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
5．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
6．财政部规定的其他应当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
（二）下列固定资产，不得提取折旧：
1．土地；
2．房屋、建筑物以外未使用不需用以及封存的固定资产；
3．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
4．已提足折旧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5．按照规定提取维简费的固定资产；
6．已在成本中一次性列支而形成的固定资产；
7．破产、关停企业的固定资产；
8．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
9．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不得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
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不得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包括：
（1）已出售给职工个人的住房和出租给职工个人且租金收入未计入收入总额而纳入住房周转金的住房；
（2）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
（三）纳税人以经营租赁方式从出租方取得固定资产，其符合独立纳税人交易原则的租金可根据受益时间，均匀扣除；纳税人以融资租赁方式从出租方取得固定资产，其租金支出不得扣除，但可按规定提取折旧费用。融资租赁是指在实质上转移与一项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一种租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租赁为融资租赁：
1．在租赁期满时，租赁资产的所有权转让给承租方；
2．租赁期为资产使用年限的大部分（75％或以上）；
3．租赁期内租赁最低付款额大于或基本等于租赁开始日资产的公允价值。
第二十二条 固定资产提取折旧的依据和方法：
（一）纳税人的固定资产，应当从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起计提折旧；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应当从停止使用月份的次月起，停止计提折旧。
（二）固定资产在计提折旧前，应当估计残值，从固定资产原价中减除，残值比例在原价的5％以内，由企业自行确定；由于情况特殊，需调整残值比例的，应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三）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除国家另有规定者外，最低年限如下：
1．房屋、建筑物为20年；
2．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10年；
3．电子设备和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以及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为5年。
（四）纳税人可扣除的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算，采取直线折旧法。
（五）对促进科技进步、环境保护和国家鼓励投资的关键设备，以及常年处于振动、超强度使用或受酸、碱等强烈腐蚀状态的机器设备，确需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由纳税人提出申请，经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逐级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
第二十三条 无形资产按照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
（一）投资者作为资本金或者合作条件投入的无形资产，按照评估确认或者合同、协议约定的金额计价；
（二）纳税人外购的无形资产，包括买价和购买过程中实际发生的相关费用汇总计价；
（三）纳税人自行研制开发无形资产，应对研究开发费用进行准确归集，按照开发过程中实际支出计价；
（四）接受捐赠的无形资产，按照发票帐单所列金额或者同类无形资产的市价计价。
第二十四条 无形资产应当采取直线法摊销。
受让或投资的无形资产，法律和合同或者企业申请书分别规定有效期限或受益期限的，按法定有效期限与合同或企业申请书中规定的受益年限孰短原则摊销；法律没有规定使用年限的，按照合同或者企业申请书的受益年限摊销；法律和合同或者企业申请书没有规定使用年限的，或者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摊销期限不得少于10年。
纳税人自行研制开发无形资产，凡在发生时已作为研究开发费直接扣除的，该项无形资产使用时，不得再分期摊销；自创或外购的商誉和接受捐赠的无形资产，不得再分期摊销。
第二十五条 纳税人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给国家或其他纳税人的土地出让价款应作为无形资产管理，并在不短于合同规定的使用期间内平均摊销。
第二十六条 纳税人购买计算机硬件所附带的软件，未单独计价的，应并入计算机硬件作为固定资产管理；单独计价的软件，应作为无形资产管理。
第二十七条 企业在筹建期发生的开办费，应当作为递延费用，从开始生产、经营月份的次月起，在不短5年的期限内分期扣除。筹建期是指从企业被批准筹建之日起至开始生产、经营包括（试生产，试营业）之日的期间；开办费是指企业在筹建期发生的费用，包括人员工资、办公费、培训费、差旅费、印刷费、注册登记费以及不计入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成本的汇兑损益和利息等支出。
第二十八条 纳税人的固定资产修理支出可在发生当期直接扣除。纳税人的固定资产改良支出，如有关固定资产尚未提足折旧，可增加固定资产价值；如有关固定资产已提足折旧，可作为递延费用，在不短于5年的期间内平均摊销。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固定资产修理，应视为固定资产改良支出：
（一）发生的修理支出达到固定资产原值20％以上；
（二）经过修理后有关资产的经济使用寿命延长二年以上；
（三）经过修理后的固定资产被用于新的或不同的用途。
第二十九条 纳税人对外投资的成本不得折旧或摊销，也不得作为投资当期费用直接扣除，但可以在转让、处置有关投资资产时，从取得的财产转让收入中减除，据以计算财产转让所得或损失。
第六章 税法规定税前扣除的项目及标准
第三十条 工资薪金支出。
（一）工资薪金支出是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或与其有雇佣关系的员工的所有现金或非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地区补贴、物价补贴和误餐补贴均应作为工资薪金支出。
（二）纳税人发生的下列支出，不作为工资薪金支出：
1．雇员向纳税人投资而分配的股息性所得；
2．根据国家或省级政府的规定为雇员支付的社会保障性缴款；
3．从已提取职工福利基金中支付的各项福利支出（包括职工生活困难补助、探亲路费等）；
4．各项劳动保护支出；
5．雇员调动工作的旅费和安家费；
6．雇员离退休、退职待遇的各项支出；
7．独生子女补贴；
8．纳税人负担的住房公积金；
9．国家税务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项目。
（三）在本企业任职或与其有雇佣关系的员工包括固定职工、合同工、临时工，但下列情况除外：
1．应从提取的职工福利费中列支的医务室、职工浴室、理发室、幼儿园、托儿所人员；
2．已领取养老保险金、失业救济金的离退休职工、下岗职工、待岗职工；
3．已出售的住房或租金收入计入住房周转金的出租房的管理服务人员；
（四）经批准实行工效挂钩办法的纳税人按规定提取的工资总额，可以扣除；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按同级财政、人事部门规定的工资总额发放的工资，可据实扣除；经批准从事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业的纳税人向雇员支付的工资薪金支出，可据实扣除；除上述规定外，其它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支出实行限额计税工资扣除办法，本市计税工资扣除标准为人均每年11520元，纳税人工资薪金支出高于计税工资扣除标准的按计税工资标准扣除；低于扣除标准的按实际发生额扣除。
第三十一条 职工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分别按照企业计税工资总额的2％、14％和1．5％计算扣除。
第三十二条 利息支出。
（一）利息支出是纳税人为经营活动的需要承担的、与借入资金相关的利息费用，包括：
1．长期、短期借款的利息；
2．与债券相关的折价或溢价的摊销；
3．安排借款时发生的辅助费用的摊销；
4．与借入资金有关，作为利息费用调整额的外币借款产生的差额。
（二）纳税人发生的经营性借款费用，符合条例对利息水平限定条件的可以直接扣除，即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实际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不高于按照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为购置、建造和生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而发生的借款，在有关资产购建期间发生的利息支出，应作为资本性支出计入有关资产的成本；有关资产交付使用后发生的利息支出，可在发生当期扣除。纳税人借款未指明用途的，其利息支出应按经营性活动和资本性支出占用资金的比例，合理计算应计入有关资产成本的利息支出和可直接扣除的利息支出。
（三）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纳税人为开发房地产而借入资金所发生的利息支出，在房地产完工之前发生的，应计入有关房地产的开发成本。
（四）纳税人为对外投资而借入的资金发生的利息支出，应计入有关投资的成本，不得作为纳税人的经营性费用在税前扣除。
（五）纳税人从关联方取得的借款金额超过其注册资本50％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
第三十三条 业务招待费。纳税人发生的与其经营业务直接相关的业务招待费，在下列规定比例范围内，可据实扣除：全年销售（营业）收入净额在1500万元及其以下的，不超过销售（营业）收入净额的5‰；全年销售（营业）收入净额超过1500万元的，不超过该部分的3‰。纳税人申报扣除的业务招待费，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证明资料的，应提供能证明真实性的有效凭证或资料。不能提供的，不得在税前扣除。
第三十四条 公益救济性捐赠。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部分，准予扣除。公益、救济性捐赠是指纳税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民政、福利、卫生等公益事业或遭受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纳税人直接向受赠人的捐赠不允许扣除。社会团体，包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减灾委员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全国老年基金会、老区促进会、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中国绿化基金会及经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其他非营利的公益性组织。纳税人向中国红十字会、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的捐赠允许全额扣除。
第三十五条 广告费。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广告费支出不超过销售（营业）收入2％的，可据实扣除；超过部分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粮食类白酒广告费不得在税前扣除。纳税人因行业特点等特殊原因确实需要提高广告费扣除比例的，须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纳税人申报扣除的广告费支出应与赞助支出严格区分。纳税人申报扣除的广告费支出，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广告是通过经工商部门批准的专门机构制作的；
（二）已实际支付费用，并已取得相应发票；
（三）通过一定的媒体传播。
第三十六条 业务宣传费。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业务宣传费（包括未通过媒体的广告性支出），在不超过销售营业收入5‰范围内，可据实扣除。
第三十七条 管理费。按照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企业提取上交主管部门管理费税前扣除审批办法〉的通知》（京地税企〔1997〕291号）；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国有企业上交主管部门管理费税前扣除审批管理办法的通知》（京财税〔1998〕171号）；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企业上交主管部门管理费税前扣除审批办法〉的补充通知》（京地税企〔1998〕123号）和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企业上交主管部门管理费税前扣除审批办法的补充通知》（京财税〔1999〕886号）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其它项目
（一）坏帐准备金。可提取坏帐准备金的纳税人，除另有规定者外，坏帐准备金提取比例一律不得超过年末应收帐款余额的5‰。
计提坏帐准备金的年末应收帐款是纳税人因销售商品、产品或提供劳务等原因，应向购货客户或接受劳务的客户收取的款项，包括代垫的运杂费。年末应收帐款包括应收票据的金额。
纳税人发生非购销活动的应收债权以及关联方之间的任何往来帐款，不得提取坏帐准备金。关联方之间往来帐款也不得确认为坏帐。
（二）纳税人为全体雇员按国家规定向税务机关、劳动社会保障部门或其指定机构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基本失业保险费，按经省级税务机关确认的标准交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按国家规定为特殊工种职工支付的法定人身安全保险，可以扣除。纳税人为其投资者或雇员个人向商业保险机构投保的人寿保险或财产保险，以及在基本保障以外为雇员投保的补充保险，不得扣除。
1．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纳税人按上一年全部被保险人月平均工资总额的19％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允许税前扣除。纳税人全部被保险人月平均工资高于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00％以上的部分，不作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基数。
2．失业保险基金：纳税人按本单位上一年度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1．5％提取的失业保险基金，准予税前扣除。
3．职工大病医疗费统筹基金：纳税人（不含外商投资企业）以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其中2．5％在福利费项下列支，3．5％在管理费——劳动保险费项下列支），按企业在职职工人数按月缴纳的大病医疗统筹费，允许在税前扣除。企业职工月平均工资低于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10％以上时，以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90％为基数，按上述规定缴纳的大病医疗统筹费可在税前扣除。
4．残疾人就业保障基金：纳税人按照《北京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的通知（京计综字〔1995〕0139号）中规定比例和数额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基金，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允许扣除。
5．住房公积金：纳税人按规定比例交存的住房公积金列入成本中的部分允许在税前扣除。
（三）煤矿维简费的扣除。按市经委等4家单位下发的京经生字〔1997〕第333号《关于印发〈北京市乡镇煤矿维简费提取、使用、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中的规定：乡镇煤矿企业按10．5元／吨提取并实际交纳的维简费（其中上交市、区集中使用的部分2．6元／吨），允许税前扣除。
（四）特殊规定：
1．国债利息收入：纳税人因购买国债所得的利息收入，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债是指经财政部发行的用于平衡财政预算的国库券、特种国债、保值公债等，不包括国家计委发行的国家重点建设债券和人民银行批准发行的金融债券等。
2．各种财政补贴收入和减免或返还的流转税：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有指定用途的，可以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3．捐赠收入：纳税人接受的捐赠收入可转入企业资本公积金，不计征所得税。
4．研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费用：国有、集体、私营工业企业和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民营科技生产型企业研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研制开发费用，以及为此而购置的单台价值在10万元以下的测试仪器和试制用关键设备的费用，允许税前直接扣除，但不再提取折旧；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发生的各项费用，比上年实际发生额增长10％以上（含10％）的，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规定据实扣除外，年终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其实际发生额的50％如大于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可就其不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部分予以抵扣；超过部分，当年和以后年度均不再抵扣。增长未达到10％以上的，不得抵扣。亏损企业不实行增长达到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办法。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根据本办法和有关税收规定，需经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在税前扣除的事项，要求纳税人在上报税务机关审核批准时，附送中国注册税务师或注册会计师的审核证明。（具体办法将另文明确）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2000年1月1日起执行。
第四十一条 以前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有抵触的，按本办法执行。本办法未规定的事项，按有关规定执行。
2000年10月31日
关键词: 监护人，被监护人，过失相抵，责任能力，公平原则
内容提要: 我国的《民法通则》与《侵权责任法》均未具体规定被监护人受侵害时，应如何解决加害人与监护人的责任承担问题。法院一般将监护人的失职看成过错而等同于被监护人的过错，与加害人进行“过失相抵”。这种做法不仅在逻辑上存在问题，而且在实践中会损害被监护人的利益。在我国，对于何为监护人的失职而具有过错，并无统一标准。故应以生活中的监护人的注意义务标准来衡量监护人是否失职而有过错，同时，应该反思对被监护人的过失相抵的制度和正当化说明理论，改为以原因力为主要考察因素的“公平原则”。
一、问题的提出
监护可源于法律的规定，亦可源于当事人的约定。为论述方便，本文仅以法定监护作为考察对象。在法定监护场合，就被监护人受到第三人侵害时侵权法上的救济而言，理论与实务上存在诸多争议。我国司法解释与判例都认为，此时若监护人存在监护失职，即应被认定具有过错而适用“过失相抵”规则，从而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换言之，将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的过失等同于被监护人的过失，从而适用“过失相抵”。在笔者看来，这种做法存在两方面问题。
第一，逻辑上的问题。在第三人侵害被监护人场合，被监护人对该第三人拥有赔偿请求权；若监护人尚有监护失职之情形，被监护人同时对监护人亦有赔偿请求权。这两个请求权何以能因过失相抵而被“中和”掉了？从比较法的角度，美国不存在此类规则；荷兰法院在判决加害人承担责任时，根本不考虑监护人的过错责任；在德国司法判例中，则存在严格的限制。尽管我国有自己的立法意图和背景，但比较法上的做法也应该是一个参考因素。
第二，就笔者搜集到的我国法院关于被监护人遭受第三人侵害的案件中，似乎没有遇到法院不判决监护人承担责任的情形。这些判决无一例外地认为，只要被监护人遭受第三人侵害，一定是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而具有过失，从而应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在有的判例中，未成年人去逛超市被商场设备伤害，法院判定其监护人因未陪同而具有监护不力的过失，从而减轻超市的赔偿责任；在有的判例中，一个成年人陪同两个小孩逛超市，法院也认定监护人具有过失，理由是一个人不可能周全地照顾两个小孩。在这样一种过错认定的规则下，我们不禁要问：在何种情况下，监护人方算尽到了监护职责？是否只要未成年人独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而无监护人陪同，一旦出事监护人就有过错？如果教育机构未能给每一个未成年人配备一个教师或者管理人员，是否就具有过错，就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8条至第40条规定的过错责任？毫无疑问，如果上述场合均能成立过错，中国的教育和生活成本将大为增加。[1]
若监护人的监护失职的过失不被看成是被监护人的过失，从而不适用过失相抵规则的话，那么解决方案又是什么？监护人与加害人的责任如何分配？这些问题都需要从理论、立法和实践的角度进行讨论和考察。
二、被监护人受侵害场合法律救济的理论考察
在被监护人受到第三人侵害时监护人责任的认定方面，也有许多国家、地区是按照被监护人“与有过失”（或者称为共同过失）而减轻加害人的责任的。那么，就会出现下列问题：（1）适用过失相抵的法理基础为何？（2）在将监护人的监护过失视为被监护人的过失而适用过失相抵的制度下，无论被监护人还是监护人的所谓“过失”都是对自我照顾这一注意义务的违反，那么这一义务的尺度和标准为何？直言之，对自身利益的照顾义务属于真正的义务吗？对不真正义务的违反为什么构成过失？对该义务违反的判断标准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与加害人的过错的判断标准是一样的吗？（3）在适用过失相抵原则时，是否要求被监护人具有责任能力或识别能力？监护人的失职能否被视同被监护人的过错？（4）过失相抵的适用条件是什么？
（一）对被监护人适用过失相抵的法理基础
所谓过失相抵，是指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与有过失时，得减轻或者免除加害人的赔偿金额之谓。[2]过失相抵在许多国家都是侵权法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例如，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奥地利《民法典》第1304条规定：“如果损害也是因为受害人的过错造成的，受害人必须和加害人一起按照比例承担损害。如果比例无法确定，则由双方均摊损失”；英国《1945年法律改革法》规定：任何人遭受损害部分是因为自己的过错，部分是因为他人的过错，针对该损害的请求权不会由于受害人的过错而被否定，但是可赔偿的损害应当相应地减少，直到法院在考虑了原告对损害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后认为这种减少是公正和衡平的。在一个以过错为基础的体系里，忽视原告的过错似乎不太可能，即使在严格责任下这样做也有点困难。[3]
虽然这些国家、地区的立法明确规定了过失相抵，但关于过失相抵适用的正当性说明却有不同。郑玉波先生认为，若某人之损害，完全由于他人之过失者，则得向他人请求全部赔偿。若完全由自己之过失者，则应由自己全部负责。由此推论，若某人所受损害，由于他人与自己之共同过失，亦即受害人与有过失者，则他人过失部分之损害，固得向他人请求赔偿，自己过失部分之损害，却应由自己负担。结果于向他人请求赔偿时，须将自己应负担部分扣减之。此即过失相抵之法理也。[4]
日本学者洼田充见认为，过失相抵制度，应自法律上的归责原则出发，由过失责任的适用加以考察。在加害人具有过失应负赔偿责任时，在被害人方面，若被害人对于损害的回避或者减缩具有期待可能性时，加害人主张被害人本身应分担部分损害，即具有合理性。据此，加害人对于损害回避或者缩减的被加害人期待，即为被害人过失相抵之归责理论。[5]
日本学者浜上则雄教授认为，过失相抵的问题，属于部分因果关系的问题。过失相抵原则在于确定加害人之行为与被害人的行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在因果关系上的比例。因而，被害人的行为无须具有过失，亦无须具有责任能力或者辨别事理的能力。在加害人的行为与部分可能支配或者可能避免的自然力形成共同原因而发生损害的情形，加害人仅就自己具有的因果关系的比例负担部分的赔偿责任。[6]
日本学者桥本佳幸教授提出了“危险领域理论”。这一理论指对于一定的不利益，其损害之危险，应属何人之影响或者活动领域，即应由何人负责的危险分配原理。对于自己权利领域的特别危险，应由自己承担损害。即被害人系自行承担损害，而非由于转嫁损害而来，因而作为法益主体的被害人应承担的损害，较之加害人负担的范围，应更广泛。从而，应属于被害人危险领域所生的损害，即应由被害人承担，而不得转嫁给加害人负担。[7]
陈聪富教授认为，被害人之“与有过失”，无论是基于其行为的违法性，或判断违法性的危险性，甚至避免损害发生的期待可能性，被害人的过失相抵，实质上属于违法性相抵。[8]
从许多国家关于过失相抵的实际适用来看，忽视责任能力而适用“不法性相抵”、或基于“公平”或“衡平”方面的考虑正在加强。欧洲许多国家在此问题上，兴起了所谓“公平”或者“衡平”原则。例如，在瑞士，针对自我利益的注意义务，有学者指出，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如其所愿地对自己漫不经心。因此，在瑞士法上，共同过失的基础与其说是个人对自身的“注意义务”，还不如说是对他人的诚信和公平原则。[9]有的学者更进一步地指出，就个人不当行为的责任而言，“公平原则”决定由谁对损害予以赔偿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进行赔偿。这种公平责任尽管存在矛盾，但还是找到了其进入欧洲民法典的路径。[10]
基于“自然公平”认定未成年人承担责任的观念起源于普鲁士民法典。尽管在百年之后，专门研究《普鲁士一般通用法》的学者E·Koch对此提出批评，但只要对当时普鲁士人的生活有一点了解并想象一下横行霸道的地主的孩子们打碎了雇农住房的窗子的情形，就能够理解公平责任规定的理由了。[11]也就是说，仅仅强调过失而忽略公平，雇农的损失就不能得到赔偿而放纵了横行霸道的地主的孩子们。在荷兰晚近的法学理论中，出现用公平合理原则来解释共同过失的正当性。依据这种观点，公平与合理不允许受害人在其自身就损害存在部分可归责的情况下获得全额赔偿。[12]在现在的德国的法律中，原告的共同过错（与有过失）不过是在公平基础上的请求权的考虑因素之一。另外，将对痛苦和疼痛的赔偿请求纳入《德国民法典》第829条的范围，也已经成为法院的标准实践。希腊是欧洲第一个将公平责任引入其民法典的国家，《希腊民法典》的规定与《德国民法典》第829条[13]极为相似。除了年龄上限之外，它似乎并没有作出任何新的决定。与其德国样板一样，《希腊民法典》第918条不仅适用于被其第915条至第917条之规定排除的过错责任的案件，而且也类推适用于已满10岁的未成年人不承担年龄组类型过失规则之责任的案件，同样也适用于加害人突然失去意识的案件。在意大利，公平责任是1942年被引入《民法典》第2057条的。意大利的这一条规定比《德国民法典》第829条和《希腊民法典》第918条[14]短得多，依据这一规定，在原告不能从对儿童负有责任的人处得到赔偿的情形，考虑双方的经济状况，判令造成损害的一方予以适当补偿。对于意大利民法典的起草者而言，这是平衡过错责任的客观责任，显然是从德国法借鉴过来的。[15]
不难看出，这些学说对过失相抵规则适用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按照“不法性抵消说”和公平合理理论、危险领域说、因果关系说等，过失相抵的适用不需要被害人具有责任能力或辨别能力，因为实质上是不需要过失的存在的。但按照其他学说，若被害人欠缺责任能力或辨别能力，就不能适用过失相抵。例如，日本学者圆谷峻指出：过失相抵的场合，受害者需要有辨别事理的能力，如果受害者没有事理辨别能力，过失相抵不予认定。[16]可以这样说，理论说明的正当化与一个国家的法律政策息息相关：如果在适用过失相抵时不需要受害人之责任能力或者辨别能力的制度下，其正当化说明理论就应该是“公平理论”、不法性抵销理论或危险领域理论；反之，在适用过失相抵时需要受害人之责任能力或者辨别能力的制度下，那就是郑玉波先生的“自己过失自己承担”的理论。
在评价这些正当化的说明理论之前，必须澄清一下“公平原则”的含义。事实上，民法上的所谓公平原则，是一个弹性非常大的原则，其内涵模糊，但外延极大。如果我们从广义上将上述所有正当化说明理论都表述为“公平原则”，亦未尝不可。但本文所谓的公平是指除了“自己过失自己承担”的理论、“不法性抵消说”、“危险领域说”之外的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自由裁量的一种衡平的工具和尺度，但因果关系说应包括在公平原则之内，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在笔者看来，如果用“公平原则”来解释被监护人为何须承担责任，可能比用以“责任能力”为基础的过错责任（过失相抵）更具有说服力。因为，所谓的自我照顾义务根本就不是义务，对这种义务的违反与过失无涉，进而也就不存在“过失相抵”问题。而从公平观念出发，由于损害结果的发生可能会有多种原因力，每一种原因力对损害结果发生或者扩大的影响有所不同，按照不同的原因力，再结合其他因素，如加害人的过错类型、双方的经济情况等来分配损害后果，当为更具说服力的法理基础。
在我国，过失相抵的正当化说明理论，应区分不同情况说明。对于有责任能力甚至行为能力的人来说，应适用郑玉波先生的“自己过失自己承担”的理论。如果是没有责任能力的人，应适用“公平理论”来说明。例如，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8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很显然，该条规定了“过失相抵”的适用。但对于有责任能力或者行为能力的人来说，用郑玉波先生的“自己过失自己承担”的理论来说明是最合适的，因为对一个有责任能力甚至有行为能力的人来说，他应该认识到这种行为的后果，一旦发生损害后果即可认为存在过错。但是，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责任能力或者辨别能力的人来说，无所谓过错，自无适用过失相抵规则之余地。这里有的仅仅是导致损害发生的受害人自身行为的原因力（因果关系），故只能从公平的角度来解释，甚至将其监护人的过错归咎于被监护人的过错而适用“过失相抵”。
（二）过失如何判断
关于此点，在我国民事立法中存在两个问题。（1）从《民法通则》到《侵权责任法》都未正面规定被监护人的“责任能力”，从而为如何判断被监护人的“过失”留下了漏洞和讨论的空间。（2）我国民事立法也没有正面规定，在被监护人受侵害时，监护人的过错等同于被监护人的过错而适用“过失相抵”，仅仅有最高法院的某些“类”司法解释对此有肯定结论。对这些问题，理论上的争议从未中断过。
主张对被监护人适用“过失相抵”规则的一个很重要理由是被监护人（或者是监护人）存在过失，即违反了“自我照顾”之注意义务，但是判断“自我照顾”时，应采何种注意义务标准呢？从比较法的视角看，各国对此的判例或者立法、理论很不一致。
在奥地利，一般而言，受害人对其自身利益须尽到的注意义务的标准与过失判断中的注意义务标准是一样的。如果某人依其个人的主观能力，没有尽到合理谨慎及注意，那么他（或者她）就有过错。[17]在比利时，自然人并没有明确的关注自身利益的义务，然而，一旦面临加害人基于共同过失的抗辩时，受害人的行为无论如何都要根据一般过错责任的标准来评价。[18]在美国，共同过失通常被定义为原告未能尽到合理的注意以保护其自身的情形。[19]在德国，受害人应当按照任何勤勉之人为避免对自身造成损害而应尽到的注意义务标准行事。同时必须考虑到某个受害人或者某一类受害人（如儿童或者老年人）的能力限制。[20]
既然谈到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法律对什么样的人可以课予“注意义务”？一般地说，一个有理性的人才会有过错，而一个无理性的人不可能因有过错而承担“过错责任”，因此，按照《德国民法典》第828条的规定，不满7周岁的人，对造成他人的损害不承担责任。但是，这种理性却在实证法上被分了类：一是在为积极意思表示时，被划定了一个标准，即“行为能力”；而消极行为的能力（即认识自身行为有害性的能力），也被划定一个标准，即“责任能力”。有的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在责任能力之外，适用“过失相抵”时，还有一个辨别事理的能力，而这个识别能力比责任能力要求更低，是指具有避开损害发生的注意能力。[21]
而在我国，责任能力与识别能力被用作相同的含义。所谓责任能力，又称归责能力，是指因自己的过错而承担责任的资格。责任能力的缺乏，并不排除行为客观的违法性，而是排除了行为人的过错。[22]在德国，它被称为“过错能力”。德国学者指出：只有当行为人因其过错而应当受到谴责时，才可能使他承受侵权责任的法律后果。这种对加害人的可谴责性以其具有一定程度的精神（智力）能力为前提，并从这种能力中，我们能够推导出加害人的个人责任。我们将加害人的这种特质称为过错能力或者侵权责任能力，没有这种能力的人不承担责任。现行《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最初将过错能力按照加害人的年龄来确定，并且有意识地将过错能力参照有关行为能力的条文进行了规定。也就是说，年满7岁之前无须承担侵权责任，而年满18周岁之后具有完全过错能力。而在两者之间的年龄段，则要取决于未成年人是否具有认知责任的必要判断力。过错能力的标准为“具有认知责任的判断力”，对此，只要求对一般危险或者一般损失的认知能力，以及能够一般地理解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以某种方式产生责任即可。至于是否成熟到可以根据这种判断力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则不属于过错能力所要规定的问题。[23]
在欧洲许多国家，就责任能力问题，在两个方面存在分歧：一是是否承认责任能力；二是如何认定责任能力。
在责任能力的认同方面，法国并不认同，而德国、奥地利、希腊、意大利等国家则相反。正如德国学者所指出的，在欧洲大陆侵权行为法中，对儿童的责任态度大多都是保护性的，但法国却建立了完全相反的先例。法国最高法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极大地加重了未成年人的责任。法国判例法目前的观点是：民事过错完全取决于实施的行为，与加害人的年龄、个性、智力和职业上的能力没有关系，不是将一个幼儿的行为与另外一个幼儿的行为进行比较，而是将该幼儿的行为与一个理性的人的行为进行比较：如果一个理性的人不像他们（幼儿）那样行事的话，我们就认定他们实施了过错行为。在一个判例中，一个5岁的小女孩没有注意来往的车辆跑上了马路，结果被一辆机动车撞倒造成了致命的伤害。最高法院以孩子具有共同过错为由将加害人的责任减轻了50％ 。[24]法国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学者的批评：对成年人和孩子的待遇没有区别，即他们都负有严格的注意义务（的做法）不能证明法国最高法院所推动的进程是正确的。剥夺要求儿童有辨别能力的这一保护性条件，给他们在开始自己的生活之前就加上了沉重的义务。[25]
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关于责任能力的判断，要么采取年龄标准，要么采取“年龄＋识别能力”标准的做法。前者如奥地利《民法典》第1309条的规定：“14岁以下的儿童以及精神病人通常无须为他们引发的损害承担责任。”后者如《德国民法典》第828条的规定：“未满7周岁的人，对自己给他人造成的损害，不负责任；满7周岁但未满10周岁的人，对自己在与机动车、有轨电车或者悬浮轨道之事故中给他人造成的损害，不负责任。其故意引致侵害的，不适用此种规定；未满18周岁的人，以其责任不依第1款或者第2款被排除为限，在自己于实施致害行为之际，不具有认识责任所必要的辨识时，对自己给他人造成的损害不负责任。”
然而，判断识别能力的注意义务标准是什么呢？没有一部欧洲国家民法典对此作出过回答。欧洲国家的法院（法国除外）一般是参考对与被告同龄的人可以指望的注意标准来判断少年人本人的责任能力。德国最高法院一直采取“年龄组类型过失”，即对儿童的心理成熟的检验必须与对该组年龄的人可以一般地指望的注意进行比较……法院在对过失进行检验时，就会考虑一定年龄的少年人在特定情况下自发冲动和感情行事的一些共性，如好玩的天性、对尝试和探望的渴望、缺乏纪律性、好斗、容易冲动和在激情驱使下实施行为……如果在此等情况下，未成年人的加害行为一般是不能避免的，而且行为缺乏个人主观的过失即“内部的”努力，这时他的行为就不是过失的。在意大利，按照学者的观点，未成年人分为三组：第一组接近于成年人（16岁和17岁），对他们通常可以适用善良家父的标准；第二组是12-14岁的少年人，他们的行为应当与对其同龄的人可以被指望的注意义务进行比较；第三组是6-11岁的儿童，他们很少被认定有过失。[26]
在我国，关于未成年人或者有精神障碍者的责任能力问题，并无直接的民法规定，但却有行为能力的规定。责任能力问题在我国引起了长期的争议，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也没有规定这一问题。有学者指出，从法解释论角度，在我国，未成年人或有精神障碍者没有责任能力，侵权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判断标准同一，即没有完全行为能力就没有责任能力。但从立法论的角度，应借鉴德国法上的侵权责任能力的规定。[27]
笔者认为，若从体系的角度进行解释，应认为我国民法内含着“责任能力”的规定。首先，从我国《刑法》第17条、第18条第3款的规定来看，[28]14周岁或者16周岁的人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即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为什么就不能有侵权法上的民事责任能力？刑法的这些规定实际上已经清楚地显示了责任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区别：认识到不侵害他人的后果的消极能力标准较认识到通过法律行为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的积极后果的标准要求要低。而且，侵权责任是从刑事责任中分离出来的，其关于故意和过失的概念都几乎相同。因此关于这种消极能力的年龄认定也应保持一致。其次，从我国《合同法》第47条出发，有学者指出：立法准予未成年人独立参与民事活动，实质上肯定了未成年人的理性能力，尤其是他的认识能力与预见能力。[29]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都不当然被认定无效，既然其有部分积极的理性能力，在侵权责任能力方面为什么必须与完全行为能力吻合呢？（3）从大部分国家的经验来看，一般不将行为能力与侵权法上的责任能力等同，相反，在立法或判例中确定的责任能力标准比合同法上的行为能力标准要低，就如德国学者所指出的：“在任何判决中，法院几乎都不会否认，一个精神健康的少年人在其日常生活中对常见的问题有辨别是非的能力。”[30]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被监护人）只要能够认识到相应侵权后果，就应当认为其具有相应责任能力，就应该适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6条的规定而适用“过失相抵”。
其实，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有案例体现对责任能力的承认，河南新郑市人民法院审理的“赵克俭、张慧萍与河南省新郑市第三中学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即其典型。
原告赵克俭与张慧萍夫妻平常在外地工作，两原告之子赵聪聪自2004年8月在被告新郑市第三中学上高中。被告是一所封闭式管理学校，学生出门必须有班主任签字的出门条。2005年“五一”长假后，赵聪聪于5月5日返校，之后二十多天没有和家里联系。实际上，2005年5月19日晚自习过后，赵聪聪离开学校，一直下落不明。2005年5月23日张慧萍在向赵聪聪班主任询问赵聪聪情况时，才得知赵聪聪离校未归。之前校方并未通知二原告这一事实。在遍寻无果后，2010年6月，经新郑市人民法院判决，赵聪聪被宣告死亡。随后，两原告诉请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46万余元。
法院认为，赵聪聪在非正常的离校时间离开学校，说明被告对学生私自离校的防范措施不力，且事后未及时将相关情况告知家长，未及时报案，被告存在过错。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人身损害解释》）第7条之规定，被告应承担民事责任。但同时，赵聪聪作为一名高中生，对于擅自离校的危险性应有一定的预知能力，但仍擅自离校，且在离校后不与老师及家人联系，对于损害的发生也存在过错，故依《人身损害解释》第2条之规定，应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综合比较双方的过错程度，确定新郑三中应承担40％的赔偿责任。[31]从这一判例可见，我国的司法实践是承认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而适用过失相抵的。
（三）对被监护人适用“过失相抵”的限制
在适用“过失相抵”规则时，特别是对未成年人适用这一规则，应受到严格限制。如前所述，保护个体免于自己漫不经心的行为带来的危害，并非法律上的义务。[32]即使自己对自己的权益照顾不周，如果没有他人或者他物的介人，也不会发生损害。故不应该让未成年人或者具有精神障碍的人就因此而产生的损害承担责任。特别是在加害人故意的情况下，更应该排除过失相抵规则的适用。例如在意大利，若加害人故意实施侵权行为，受害人的过失对减少加害人的责任没有影响，加害人将承担全部损失。[33]在瑞士，侵权人的故意通常会带来如下影响：可归责于受害人的共同过失将被不法行为人更高强度的过错所中和。[34]在德国，加害人一方的故意，将排除受害人“与有过失”的考量，条件是加害人对损害后果具有故意，故意甚至可以排除重大过失。[35]从我国《人身损害解释》第2条规定来看，其对于加害人故意侵权场合适用过失相抵规则也存在限制。[36]
（四）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所受损害的责任分析
在被监护人受到侵害场合，有一个问题颇有争议：若监护人未对被监护人尽到监护义务，监护人的过失是否等同于被监护人的过失而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对此，理论、立法和判例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及附条件肯定说。
有学者就一个案例对许多国家的规则进行了考察，该案例是：P是一个6岁的孩子，他和母亲一起坐火车去伦敦。 P在火车上玩耍，他自己能够独自打开车门。P在母亲一时疏忽没有看着他时，摔到了车外。P向铁路公司提起侵权之诉。P能够获得全额赔偿吗？[37]
考察的结果是：否定说占有绝对的优势。在所考察的所有国家中，大多数国家不将该儿童与其母亲的过失视为一体，6岁儿童P获得全部赔偿显然是通行的做法。例如，在美国的侵权法上，不存在使得父母或者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过失承担责任的任何替代责任规则或者“一体视之”的规则。原告母亲的监护过失，在原告自己的诉讼中将不会被归责于原告。在奥地利，P只有6岁，因此无需为其行为负责，能够请求全部的损害赔偿。其母亲的过失对其不产生影响。根据奥地利《民法典》第1309条，P也可以请求其母亲承担疏于监护的损害赔偿责任。铁路公司全部赔偿后可以向P的母亲进行追偿。在比利时，儿童及其监护人的过错不能混为一谈。基于共同过失的损害赔偿的减少只能是该儿童的行为本身同时满足过错的主观和客观要素时才有可能。儿童的监护人或者照管人的过错既不会引发儿童的个人责任，也不会导致儿童的共同过失。在英国，一个儿童不能与其监护人混为一谈，母亲的过错不能视为孩子的过错。在荷兰，在确立共同过失方面，儿童与其监护人不能视为等同。[38]
不过，肯定说在少数国家仍然存在。例如在波兰，家长具有共同过失的情形下“视为同一”规则在一些判决中已经得到确立，并且它建立在家庭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该理论受到了法学教义的批判）。在西班牙，虽然法学家们对“视为同一”规则持反对态度，但父母和侵权人承担共同责任或者连带责任的判决却根本不存在，相反在一些判决中，父母以儿童的名义提起索赔，考虑到父母存在共同过失，法院减轻了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在瑞典，虽然“视为同一”规则也被法学教义所批判，但人们还是认为，在财产损害的情形下，父母和监护人的过错将被归责于受监护的儿童，并且，该规则被认为扩展适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其他关系。[39]
德国的立法和判例采取的则是附条件肯定说，即只有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预先存在债务关系时，（父母的过失与儿童过失）视为同一的规则才会发生作用。因此，视为同一规则不仅出现在合同债务关系中，而且当损害已经发生，并且对儿童或者精神病人有监管义务的人未能减轻或者最小化该损害时，视为同一规则也会发挥效力。[40]德国的这种做法主要是与其《民法典》的第254条及第278条相关。第254条规定的是“与有过失”（过失相抵），第278条规定：“债务人对自己法定代理人的过错，以及对为履行自己债务而使用之人的过错，应当负与自己过错同一范围的责任。”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中，一个药剂师因过失而将爆炸物质给了一个未成年人，几天后该未成年人因为处置不当而遭受了严重的人身伤害。损害赔偿额根据第254条及第278条的规定而被减少，因为该未成年人的父母未能充分照顾、监管好他们的孩子。法院给出的理由是：他们的孩子本应该在受伤之前就得到保护，《德国民法典》第278条被认为是可以适用的，因为将爆炸性物质给未成年人的行为在药剂师与未成年人之间产生了一个类似债的关系—阻止对后者的伤害的发生，孩子的父母本应该参与到该债务的履行中。依此规则，在上述考察的案例中，铁路公司应承担严格责任，但诉讼请求将因为原告方的共同过失而被减少。因为P与铁路公司之间存在一个合同关系，该合同既可能是受害人与铁路公司直接签订的，也有可能是母亲和铁路公司之间签订的第三人合同。P在旅客运输过程中并没有义务去关注自身利益，其损害赔偿请求权因其母亲未尽法定照料看管之职责而被减少。[41]
在我国，当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照顾不周具有过错而致后者遭受侵害时，监护人与加害人的责任应如何分担，也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不应按照“一体对待”原理将监护人的监护过失等同于被监护人的过失并进而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其理由有二。第一，这种做法违背了监护制度的基本宗旨。监护制度的主旨在于保护未成年人，法定代理适用的主要范围是法律行为而非事实行为，强使受害人适用过失相抵，反倒对受害人不利。第二，从比较法上看，未成年人不应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过失负责是一种趋势。[42]持相反意见的学者认为，当与受害人存在特殊关系的第三人对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具有过失时，也可以进行过失相抵，从而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这些第三人包括受害人的代理人或使用人，受害人的监护人或其他近亲属等。因为过失相抵的基本结构为：一个加害人与一个受害人，因双方的共同过失而引发损害或者导致损害的扩大。但若在第三人与受害人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时，仍坚持上述原则，显然对加害人有失公平，对受害人则过于放纵。[43]
笔者赞成否定说，即不应将监护人的过错与被监护人的过错一体对待而适用过失相抵。理由有两点。第一，从逻辑上说，监护人的责任与加害人的责任是两种不同法律关系中义务违反的后果。监护人的义务违反表现为“当为而不为”，故其应对被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而加害人的义务违反表现为“不应为而为”，应负担侵权责任。因此，监护人的失职行为和加害人的加害行为，使被监护人对他们分别拥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从这一逻辑出发，应“类推”适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2条关于按份责任的规定，而不是将监护人的过错视为被监护人的过错而适用过失相抵。第二，从制度价值层面看，将监护人的过错等同于被监护人的过错而适用过失相抵，有时对受害的被监护人十分不利。本来受害的被监护人具有对加害人及监护人的两个损害赔偿请求权，一旦适用过失相抵，则变成了一个“残缺不全的赔偿请求权”，即仅仅能够向加害人主张部分赔偿。甚至在前面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李桂英诉孙桂清鸡啄眼赔偿案的函复》中，彻底消灭了被监护人对加害人的请求权。这种做法对被监护人显然十分不利。
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方式为：（1）不将监护人的过错与被监护人的过错一体对待而适用过失相抵，而让受害的被监护人享有对加害人及监护人的两个不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2）让加害人与监护人承担不真正的连带责任，即受害的被监护人可以就损害全额向加害人主张，而加害人赔偿后再向监护人按照其过错（或者原因力）要求相应的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