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九届第1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1999年6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1999年12月20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1999年6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
（1999年6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澳门驻军的职责
第三章 澳门驻军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关系
第四章 澳门驻军人员的义务与纪律
第五章 澳门驻军人员的司法管辖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障中央人民政府派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军队依法履行职责
，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澳门的安全，根据宪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中央人民政府派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军队，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
澳门部队（以下称澳门驻军）。
澳门驻军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其部队组成、员额根据澳门特
别行政区防务的需要确定。
澳门驻军实行人员轮换制度。
第三条澳门驻军不干预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必要
时，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澳门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
第四条澳门驻军人员除须遵守全国性的法律外，还须遵守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
第五条澳门驻军费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
第二章 澳门驻军的职责
第六条澳门驻军履行下列防务职责：
（一）防备和抵抗侵略，保卫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安全；
（二）担负防卫勤务；
（三）管理军事设施；
（四）承办有关的涉外军事事宜。
第七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者因澳门特别行政区
内发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者安全的动乱而决定澳门特别
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时，澳门驻军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
国性法律的规定履行职责。
第八条澳门驻军的飞行器、舰船等武器装备和物资以及持有澳门驻军制发的证件
或者证明文件的执行职务的人员和车辆，不受澳门特别行政区执法人员检查、搜查和
扣押。
澳门驻军和澳门驻军人员并享有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和
豁免。
第九条澳门驻军人员对妨碍其执行职务的行为，可以依照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
的法律的规定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第三章 澳门驻军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关系
第十条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当支持澳门驻军履行防务职责，保障澳门驻军和澳
门驻军人员的合法权益。
澳门特别行政区以法律保障澳门驻军和澳门驻军人员履行职责时应当享有的权利
和豁免。
澳门特别行政区制定政策、拟定法案、草拟行政法规，涉及澳门驻军的，应当征
求澳门驻军的意见。
第十一条澳门驻军进行训练、演习等军事活动，涉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共利益的
，应当事先通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第十二条澳门驻军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保护澳门特别行政区内的军事设施
。
澳门驻军会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划定军事禁区。军事禁区的位置、范围由澳门
特别行政区政府宣布。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当协助澳门驻军维护军事禁区的安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破坏、危害军事设施。
澳门驻军以外的人员、车辆、船舶和飞行器未经澳门驻军最高指挥官或者其授权
的军官批准，不得进入军事禁区。军事禁区的警卫人员有权依法制止擅自进入军事禁
区和破坏、危害军事设施的行为。
澳门驻军对军事禁区内的自然资源、文物古迹以及非军事权益，应当依照澳门特
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保护。
第十三条澳门驻军的军事用地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无偿提供。
澳门驻军的军事用地，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不再用于防务目的的，无偿移交澳门
特别行政区政府。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如需将澳门驻军的部分军事用地用于公共用途，必须经中央
人民政府批准；经批准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当在中央人民政府同意的地点，为
澳门驻军重新提供军事用地和军事设施，并负担所有费用。
第十四条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澳门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
救助灾害并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澳门驻军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派出部队执
行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的任务，任务完成后即返回驻地。
澳门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时，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安排下，由
澳门驻军最高指挥官或者其授权的军官实施指挥。
澳门驻军人员在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时，行使与其执行任务相适应的澳
门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相关执法人员的权力。
第十五条澳门驻军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当建立必要的联系，协商处理与驻军
有关的事宜。
第四章 澳门驻军人员的义务与纪律
第十六条澳门驻军人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忠于祖国，履行职责，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维护澳门的安全；
（二）遵守全国性的法律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遵守军队的纪律；
（三）尊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权机构，尊重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
式；
（四）爱护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公共财产和澳门居民及其他人的私有财产；
（五）遵守社会公德，讲究文明礼貌。
第十七条澳门驻军人员不得参加澳门的政治组织、宗教组织和社会团体。
第十八条澳门驻军和澳门驻军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澳门驻
军人员并不得从事与军人职责不相称的其他任何活动。
第十九条澳门驻军人员违反全国性的法律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的，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
澳门驻军人员违反军队纪律的，给予纪律处分。
第五章 澳门驻军人员的司法管辖
第二十条澳门驻军人员犯罪的案件由军事司法机关管辖；但是，澳门驻军人员非
执行职务的行为，侵犯澳门居民、澳门驻军以外的其他人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其他
违反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构成犯罪的案件，由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管辖。
军事司法机关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对各自管辖的澳门驻军人员犯罪的案件
，如果认为由对方管辖更为适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移交对方管辖。
军事司法机关管辖的澳门驻军人员犯罪的案件中，涉及的被告人中的澳门居民、
澳门驻军以外的其他人，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审判。
第二十一条澳门特别行政区执法人员依法拘捕的涉嫌犯罪的人员，查明是澳门驻
军人员的，应当移交澳门驻军羁押。被羁押的人员所涉及的案件，依照本法第二十条
的规定确定管辖。
第二十二条澳门驻军人员被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判处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刑
罚或者保安处分的，依照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规定送交执行；但是，澳门特别行政
区有关执法机关与军事司法机关对执行的地点另行协商确定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澳门驻军人员违反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侵害澳门居民、澳门驻军
以外的其他人的民事权利的，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调解解决；不愿通过协商、调解
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被侵权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澳门驻军人员非执行职
务的行为引起的民事侵权案件，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管辖；执行职务的行为引起的
民事侵权案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澳门
特别行政区法律。
第二十四条澳门驻军的机关或者单位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与澳门居民、澳门驻军以
外的其他人发生合同纠纷时，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
、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
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没有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
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当事人对提起诉讼
的法院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的诉讼活动中，澳门驻军对澳门驻军人员身份
、执行职务的行为等事实发出的证明文件为有效证据。但是，相反证据成立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澳门驻军的国防等国家行为不受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管辖。
第二十七条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涉及澳门驻军的机关或者单位
的财产执行的，澳门驻军的机关或者单位必须履行；但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不得
对澳门驻军的武器装备、物资和其他财产实施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军事司法机关可以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和有关执法机关通过协
商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九条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条本法自1999年12月20日起施行。
期待可能性理论研究
吴晓娴
一、 期待可能性概述
期待可能性一词,最早从德文Zumutbardeit翻译过来，其词义随着时代变化有所变迁，早先纯指“对于他人做某些要求”，而后，”又有“无理的要求”“强求”的意味。今在刑法理论或判例上，多指“正当合理的要求”。
我们可以通过设定一种情况来分析期待可能性的含义：当行为者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作出了不得已的违法行为，而这种无奈情况，是对于任何人，在这种情况和行为人的立场上，均不可避免的实施该违法行为，那么，对该违法行为人是否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呢？这就涉及到期待可能性的问题。
期待可能性，指对于某一行为要认定其有刑事责任，必须对该行为者期待能不为该犯罪行为的其他适法行为的情形。也就是，若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期待该行为者不为该犯罪行为时，而行为者去违反这种期待而为该犯罪行为，则发生刑事责任。反之，如果行为者作出违法行为时，缺乏这种期待，则此时，期待可能性成为阻却责任的事由，使行为者不承担刑事责任。
二、 待可能性的理论背景介绍
刑法理论中，期待可能性不仅属于立法上的问题，而且也体现为法律解释上的问题。在具体阐述期待可能性问题之前，需要介绍一下相关的理论背景和基础。
在有关犯罪论的问题上，各国的理论是有区别的。英美法系采用的是一种双层结构模式，犯罪成立分为两个要件，即本体要件和责任充足要件，二者具备即可以认为是犯罪成立，可以看出，英美法系中责任和犯罪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在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里，有两种立场，一种是以梅兹格为代表的“行为论”；另一种是以麦耶为代表的“构成要件论”。二者均采取了三元结构模式，也称三段论模式。其区别在于：犯罪成立的第一要件到底是行为还是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行为论”的犯罪体系为：行为—违法性—有责性，将没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外衣的“裸的行为”作为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构成要件论“的犯罪体系为：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其中，构成要件论是大陆法系的通说。所以，我们有关期待可能性的本体阐述将限制在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论的犯罪论基础上。
在“构成要件论”中，有责性是最根本的，三个要件之间又有各种联系，简单分析如下：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有责性是互相统一的一个体系，但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一个层次式，或称为递进式关系。由构成要件的该当性一般认为可以合理推出行为的违法性。引用麦耶的一段论述：“构成要件符合性是违法性的认识根据，如“烟”和“火”的关系，由前者可以推定行为的违法性，但也有例外事态，即存在违法性阻却事由的情形。”而对于“有责性”而言，构成要件的满足同时也是责任的类型化，“违法性”的推定，也可以推定行为人责任的存在。但仅此尚且不够，还要有独立责任要素的存在，即：责任能力，责任的故意或过失，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基于此，期待可能性是作为“有责性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出现并存在的。
三、 期待可能性的起源和发展
期待可能性的思想，源于1897年3月23日德意志帝国法院第四刑事部的判例“癖马案”。该判例后，麦耶于1901年发表了《有责行为极其种类》一文，首次将责任列入规范要素，有学者认为，这是首开规范责任论的先河。通说认为，最早提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是弗兰克（Frank），他在1907年的论文《论责任概念的构成》中，提出责任的本质是具有非难可能性，行为周围的情况会影响到责任的程度。此后，经过克尼格斯曼(Kriegsmann)的批评研究和格尔德施米特的发展，弗罗登培尔的研究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普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认为，期待可能性作为伦理性要素，是不可豁缺的，但理论上应该包含于故意和过失的概念之中，在缺乏期待可能性时，故意和过失的责任一般被阻却。在众多学者的基础上，大体上完成了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是施米特，他修正了格尔德施米特的二元规范论，提出了法规范的两种作用，即评价规范作用和命令规范作用。他认为，只有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且不存在动机过程中的阻碍“义务”作用的情况时，才有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并把责任判断扩大到行为人整个人格，认为责任概念实质的精神核心在于行为人反社会的心情。
经过上述学者的修正和发展，期待可能性理论也随之成熟，并以此为中心发展起了规范责任论。规范责任论否定了心理责任论将责任解释为故意和过失的总和，并将罪过看作一种心理事实而完全排斥规范评价的理论，认为责任反映了规范（价值判断）与心理事实具体结合的关系，认为责任的本质是从规范角度对心理事实加以非难的可能性，期待可能性正是决定责任界限的要素。
由此可见，期待可能性基本理论的产生和早期发展是在德国完成的，但随着该理论经过木村龟二、泷川幸辰、佐伯千仞等传入日本，对日本刑法学界和日本刑法判例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完善。在日本判例中，大审院时代的“第五柏岛丸事件”被认为是日本司法实践引用期待可能性的先驱，其地位类同于德国“癖马案”。二战后，日本面临着战败的经济恶化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下级法院对“劳资争议案件”和“经济统制法规”案件等，大量引用了期待可能性理论，以显示对人性弱点的保护，期待可能性逐渐成为大陆法系刑事责任思想所普遍接受的一种理论。
四、待可能性理论的若干问题研究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期待可能性是责任要素，学说上并无争议，对于期待可能性在责任论中的位置，有三种主张：一，将它作为与故意、过失并列的第三种责任要素，如弗兰克、格尔德施米特。二，认为期待可能性应包含在故意、过失概念之中，是故意、过失的构成要件学说，如弗罗登培尔、施米特。三，认为将期待可能性作为“有责性”的例外性要素，即期待可能性的不存在作为责任阻却事由，如佐伯千仞。可以做一个简单分类，前两种学说将期待可能性作为一种积极的责任要素，而后一种则将其视为一种消极的责任要素。
本文认为，首先，在“有责性”中，期待可能性与责任能力，故意和过失是不同的概念。责任能力注重的是对行为人个体的客观事实的判断，是偏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是从行为者内部进行考虑。而期待可能性则偏重社会性，是从行为人行为时的外部情况来考虑的。故意、过失侧重于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的考察，而期待可能性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基于具体环境而产生的对主观心理的一种外部评价。故意、过失对犯罪而言，是必须具备的要件，而期待可能性更大的意义是作为超法规的阻却责任的事由。并且，有判例表明，即使存在期待不可能的情形，行为人的行为也可以构成犯罪，此种情况下，期待可能性是作为一种减轻责任事由。不可否认，故意、过失和期待可能性有重要联系，但是他们是有本质区别的，期待可能性不能成为故意、过失的构成要素。故意、过失是责任判断的客体，而期待可能性则体现了对责任的判断。如果承认期待可能性是故意、过失的要素，则在逻辑上有不合理之处，就抹杀了期待可能性存在的意义。
而第一种观点是由来已久的，将期待可能性列为与故意、过失和责任能力并行的责任的积极要素。本文认为，期待可能性对于责任的影响是很大的，除了可以左右责任的有无外，还可以影响责任的大小，对责任的成立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将其作为独立的责任要素明确存在于每一个犯罪之中，确实有夸大之处，主要理由如下：一，在现实的判例中，以期待可能性阻却、减轻责任只是有限的一部分，如果以其作为责任构成的积极要素，那么，检察官在证明被告人犯罪时，还要举证期待可能性的有无，无疑大大增加了举证责任。二，期待可能性是对责任评价的对象——故意、过失的评价，而故意、过失是被评价的对象。将对象和评价列于同一并列位置上，逻辑也不甚合理。三，期待可能性的价值不仅在于阻却责任，还包括减轻责任，将期待可能性作为独立的责任要素，则无法体现其减轻责任的价值。所以，将期待可能性作为积极的责任第三种要素，并不合理。
对于第三种观点，佐伯教授有一段论述：“责任能力和故意、过失这种过去被认为是责任要素的东西，与期待可能性的要件在逻辑上决不是单纯并列于同一平面上的，两者毋宁说是处在前提和从前提引出的结论的关系上。法律允许进行相应的推定。即，行为人既然是责任能力者，具有故意或过失，那么，就可以说能够期待他事实合法行为（即他是有责的）。也就是说，责任能力和故意或过失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责任的原则型，这个原则型的充足就相应的推定期待可能性的存在，然而，这到底仅仅是相应的推定，如果存在例外的情况，就可以自然打破这种推定。”
佐伯这种“原则—例外”的思考类型对于解释实际问题是非常有利的，它灵巧的跳出了期待可能性与故意、过失的纠缠。这种原则，承认了责任能力、故意、过失与期待可能性的紧密联系，肯定了犯罪论的一般情况的存在意义，但又不把期待可能性等同于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将其作为一个例外因素来考虑，只在特别的外部情况下，才产生阻却责任的作用，是问题变的简单。对待是否构成犯罪时，只须注意其有无特殊情况即可，无须证明每个案例的特殊情况。所以，本文认为，第三种观点是可取的。
（二）中国刑法理论体系中对期待可能性引入的探讨
1、期待可能性适用的合理性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和日本，成为刑法理论的一种主流思潮，极大的影响了刑法理论和实务。期待可能性的思想体现了法追求的公平、合理，并且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怀，成为罪责理论的一种趋势。也有学者认为，期待可能性偏重于犯罪人的立场，会产生弱化司法，降低刑法功能的作用。本文从以下几点分析期待可能性的合理之处：一，期待可能性符合刑法谦抑的精神和预防、教育犯罪的目的；二，凸现了对人性的关怀，规范责任论中认为，行为人具有一定的自由意志，如果处于非正常情况下，行为人对于期待不可能的情况选择违法时，若追究行为人的责任，是有悖于人情且不人道的。所以，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引入期待可能性是值得肯定的。
2、实定法上期待可能性的引入
1925年，德国刑法草案22条第1项规定“为避免自己或他人现在无其他避免方法之重大的损害危险，而实行得科刑罚之行为者，如依该情况不能期待其忍受将发生之损害时，不得科以处于故意而为之所科之刑罚。”1927年，德国刑法草案第25条规定“为避免自己或他人现在无其他避免方法之重大的损害危险，而实行得科刑罚之行为者，如已顾虑与义务相应之对立的利益，仍不能期待该行为人或面临危险者忍受将发生之损害时，则视为紧急状态下之行为。”日本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期待可能性，但通说认为日本刑法第36条第2项关于根据情况减轻或免除过剩防卫行为的刑罚的规定、第37条第1项但书关于根据情况减轻或免除过剩避难行为的刑罚的规定、第105条关于犯人的亲族为了犯人的利益而藏匿犯人、湮灭证据的行为免除其刑罚的规定，都是以期待可能性为根据的。
3、期待可能性在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体系中，受苏联刑法理论的影响，采取的是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要件体系，通说认为，具备犯罪构成的四要件，就能成立犯罪，同时，我国刑法理论认为，犯罪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在我国刑事责任理论中，刑事责任的归责基础被认为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由此可见，我国的刑事责任论被严重弱化，并未该于其应有的地位。刑事责任并没有独立出来，对犯罪的成立构成影响，基于此，期待可能性作为大陆法系犯罪成立责任论中的概念，如何引入我国这种主客观统一的犯罪构成体系，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一种将期待可能性置于罪过理论中加以研究，由期待不可能阻却罪过进而阻却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中故意、过失本身便体现了心理事实与规范评价的统一，已经实现了期待可能性的思想，主张将期待可能性引入我国犯罪主观要件加以完善罪过的观点是不可取的。第三种观点将期待可能性放在刑事责任论中加以研究，作为第四个归责要素。
本文认为，法律是一门世俗化的学科，具有极强的功利性，任何对实践有利的理论，我们都可以将其引入，并加以利用。我国刑法理论与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的差别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对我国刑法体系与大陆法系的刑法体系接轨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法的一大特点是追求稳定，对法的发展，对先进制度的引进，无论是理论上或实务上，应是在稳定的基础上去发展，而不是由剧烈的变动去成就。
对于上述三种观点，在上一节论述期待可能性与故意、过失的关系时，已经阐明，期待可能性与故意、过失有本质区别，所以无法将其置入罪过中作为阻却罪过进而阻却责任的要素。第二种观点，我国刑法理论中认为，犯罪构成要件中主观方面，有直接故意、间接故意、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四种表现。其中，共同之处在于对犯罪主观方面都划分为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意识因素是行为人对事物及其性质的认识和分辨情况，一般只要求有对自己行为及结果的社会危害性认识和对犯罪基本事实情况的认识 ，而意志因素则体现为认识、决定、控制自己行为的心理因素，因此，可以看出，我国犯罪构成的罪过认定仍只定位于行为人的心理因素，而并未掺入规范评价的因素。
对于第三种观点，在《刑事责任论》中，将刑事责任的要素归结为：责任能力、事实性认识、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本文认识，首先，对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而言，通说认为，罪过并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刑事违法性。其次，在我国刑事理论中，刑事责任的归责并不能影响罪的成立，所以，将期待可能性列为归责要素之一，不仅夸大了期待可能性适用上的作用，而且，也对于刑法实务也无太大的适用性。如上节所述，在讨论大陆法系犯罪论中，期待可能性居于什么地位时，本文选择了赞同佐伯教授的“原则—例外”型思维模式。所以，在此，我们也选用这个模式来分析我国刑法理论中，期待可能性的位置。避开两种不同的犯罪成立体系的分歧，在我国犯罪论理论中，我们继续沿用犯罪构成要件论，符合犯罪构成即认为是犯罪，并推定存在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但在一定范围内，考虑期待不可能的存在作为阻却或减轻责任的事由。对于这个范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如果任何犯罪构成中都要考虑期待可能性是否存在，无疑回产生适用上架空该理论的弊端，而将其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既不违反我国传统的犯罪论体系，又能合理发挥期待可能性的作用，对于这个适用范围，我们放在下个问题中讨论。
4、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范围及限制
本文认为，期待可能性的适用范围及限制主要通过下面三个方面实现的。
（1）期待可能性与超法规的责任阻却
无论是把期待可能性解释为责任的积极要素，还是把其不存在解释为消极的责任要素，关于在缺乏期待可能性的情况下阻却责任是没有争议的。期待可能性对于责任的阻却，对于故意行为和过失行为而言，同样得到确认，这种理论是当今的通说。而对于期待可能性是一般的超法规阻却责任事由，还是仅在刑法上有规定的场合才阻却责任，这一点学理上有分歧。
超法规责任阻却说源自格尔德施米特，传到日本，受到佐伯千仞、团藤重光、泷川幸辰、等学者的推崇成为日本学界的通说。现行德国学界受其帝国法院判例所示限制，主张限制期待可能性的适用范围，认为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期待可能性不认为是阻却责任事由，并认为如承认超法规的阻却责任事由，则为违法。还有部分学者如木村龟二、大冢仁则认为对于期待可能性作为超法规阻却责任事由，有必要加以重新检讨。
本文认为，反对论的主要观点的立场是为了防止对期待可能性的滥用而导致产生司法弱化的结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发展期待可能性理论本身的意图，是在不合理的特殊个案中，消减制定法的规定和显示社会之间的矛盾，以体现对人性的合理化关怀，保持各方面利益的平衡，企图填补国家强力的法规范和国民脆弱人性之间造成的空隙。这个理论的价值在于对处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的行为人进行救济。如依否定论，在法律上没有规定时，即使行为者存在不能被责难的事由，也必须对其加以责难，这与该理论的价值相悖，会导致不合理的结果。所以，认为期待可能性是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是较合理的。
（2）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
对于判断期待可能性的标准，学理上有三种学说：行为人标准说，平均人标准说和国家标准说，分别分析如下。
一、 行为人标准说，以行为人行为时的具体情节，在伦理上或道义上是否值得非难来决定是否有期待可能性。此说主张就各个犯罪情形，分别作出决定。
二、 平均人标准说，认为应假设平均人（一般人或常人）处于行为者的地位，根据在行为时，平均人是否会实施与行为者同样的行为来确定。提倡此说的有格尔德施米特和施米特等。判例上首次引用的为昭和23年1948年东京高等裁判所做出的一个案例。这种学说是当今的通说。
三、 国家标准说主张期待可能性的标准不应该放到行为人或平均人中间去寻找，而应以国家或法秩序所请带行为者采取适法行为的具体要求为标准。
以上三种学说之间互相进行了批判，对行为人标准的批判理由为：容易造成“理解越多宽恕越多，理解全部即宽恕全部”的缺失，是责任判断成为不可能，软化法秩序；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可能会导致判断上的极端化；很难再现行为人行为时的心理、精神状况，法缺乏适用性。对平均人标准说的批判为：刑法上的责任自始就是以普通人为标准，责任能力就是普通人的责任能力，无法区分责任能力人和平均人，二者无本质不同；平均人的观念缺乏统一标准，概念不明确，以此为前提，对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是暧昧的；平均人毕竟不等于行为人，对平均人具有期待，对行为人不一定具备，同样是对行为人的强大非难。对国家标准说的批判为：此学说认为，以法律秩序期待的可能性来认定，只是以问题来回答问题，且过于抽象，有很深的国家色彩，此学说是对公民权利的威胁，与期待可能性价值不符。
本文分析认为，汪福增教授在《期待可能性之理论与实践》一文中采取的折中行为人标准和平均人标准，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的做法值得提倡。大冢仁有一段论述“期待可能性正式想对在强大的国家法规范前喘息不已的国民的脆弱人性倾注刑法同情之泪的理论。”以行为人标准为主，正式考虑到行为人行为时的具体环境和心理状况事实，具有合理性，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这种判断并非等于行为人自己的判断，而是由法官结合行为人行为时各方面的主客观情况，以行为人角度来判断，并且，随着今后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较精确的确定行为人行为时的环境和精神心理是有可能实现的。此外，只有在利用行为人标准，期待可能性实在无法判明时，再参照平均人标准以避免行为人标准的极端和弥补平均人标准的偏差。
（3）期待可能性的适用范围
一、强制状态下的行为
对于强制状态下的行为，一般认为可分为绝对强制和相对强制。在绝对强制状态下，行为人毫无任何意思自由可言，缺乏意思支配的可能性，不属于犯罪判断的对象，不存在期待可能性的问题。相对强制按行为人心理上遭受强制是否达到丧失对意志支配程度又分为两种：一是强制未达到不可抗拒的地步，此时可对对方进行正当防卫，则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第二种强制达到不可抗拒，但又有相对自由意志时，此时才有可能考虑期待可能性的问题，但对于紧急避险是否可引用期待可能性则有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