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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
本文的主要论点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本文主要从四点来论述的。
1、法治建设与司法体制的缺失。在这一章中，主要论述自建国后我国从旧的司法体系逐步走上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几次司法体制的重大改革，使司法体制逐步得到完善。
2、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改革中的重要意义。在这一章中，本文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动力，是司法改革的根本依据。
3、司法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在这一章中，着重论述了法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并要求司法工作人员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知法必须先懂法，运用法律为民办实事，为全社会构建和谐的生存环境。
4、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体会。本章主要用法治理念结合本职工作的实践来论述法治理念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
本文还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出司法改革工作的建议，针对司法改革的热门话题及颇有争议的论点阐述自己肤浅论述及观点，以求共识。
整篇文章的基点落在“法治”的观念上，党的“十七”大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成为各界的热论话题。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和愿望。本人深信在党中央及胡锦涛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法治社会必能实现。
全文共6139字。

中国经济改革已走过三十年的辉煌路程，司法体制改革已进入了“而立”的时代，怎样评价这三十年的改革进程，民众与司法界争论不休，本人在司法实践中深有体会，结论是：喜忧参半，成功中大有不足之处。现就《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之论点阐述自己的论述。
法治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不仅有相对完备的法律，而且严格依法办事，法治社会并非包揽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但一旦司法介入，法律的判断就是最高和最终的判断；法律具有最高权威，全社会都没有也不应当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是一种秩序。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给司法体制改革带来了生机。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由“无产阶级专政”体制，逐步迈向民主法制；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新的科学发展观。
一、司法体制的缺失
三十年前的中国法治体制初创于战争年代，形成于计划体制条件下，比较适合“领袖号召”的全民运动。这一体制与法治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法治进程中必然出现现有体制与法治要求的冲突，必然导致现有体制部分失灵，这就让社会付出必然代价。
首先，传统政策调整的空间被压缩，政策回归其指导地位，逐渐退出原来社会生活的直接规范，不再规范人们的具体行为。《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让这一进程明显加快。过去那种依靠政策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传统模式面临淘汰。
过去习惯的那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模式面临转变，单纯依靠政策、依靠行政命令、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传统领导方法要尽快过渡为不仅依靠政策，而且更多地依法办事。
再次，同样初创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于计划体制条件下，比较适合于群众运动的司法体制，也面临根本性变革。过去那种只把政法工作当成政治工作，把政法机关只当作专政机关，对司法官队伍只重视政治素质而忽视业务素质的状况，无法适应法治进程的要求，执法队伍的重建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有数千年的封建历史，缺乏民主与法治传统。观念变革和重建，是法治推进过程中必须的先决条件。新的适应法治要求，有利于法治顺利推进的新观念的形成，必然有个漫长过程。当旧的固有观念被打破，新观念体系尚未形成，容易出现模糊状态和真空地带，出现道德失范、价值观念混乱、行为模式失范的情况，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就是一例。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改革中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升，是司法改革的动力。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成本。
1、社会成本：集权政治已在社会中形成根深缔固的理念，怎样消除这“误区理念”，需要司法在执法工作中狠下一番功夫。广义讲，加强法治教育，普遍提高全民族法治观念，实现全民族民主法治素质的提高，这是执政者需付出最大的成本，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程度决定法治社会的好与坏。
2、政治成本：推行法治，势必削弱权力机构对司法的干与。政府在司法工作逐步退出指导、管理、参与等不利于司法公正的环节，往往这时的权力机构会处于“权力失落”的尴尬局面，历史生成的原因，很难摆脱改革大趋势的阵痛。
3、司法机关需付出的成本：无论在行政执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能够用来作为定案依据的都只是“法律”上的事实即有法定的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在证明事实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为了“程序正义”而牺牲“实体正义”的情况，应当强调的是就像民主从来就不能保证完全正确一样，法治也不能保证公平、公正。有时正常运行的法律程序甚至可能导致部分公正牺牲，这也是法治进程中应有的代价。
4、法律在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必须为此付出相应的政治代价。
法治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分权和制约，二是严格的程序。无论是分权和制约，还是严格的程序，其实施过程中往往都不如集权或人治机制那么“雷厉风行”，几乎都一定会消解一部分效率。某种意义上说，集权反而相对容易实现高效率。
从长远看，法治凭借分权制约以及严格的程序，通常可以避免错误，或者虽然出现错误但因为存在制度性的纠错机制，能够把错误扼杀于萌芽，不易出大问题和大动荡，有利于国家、社会地稳定发展。相反，集权统治往往采取“运动式”短期可以收效一时，甚至一定时期还可能“高产”，但由于集权缺乏制约，易出现错误，而且出错了也因缺乏制度化的纠错机制，易出大动荡，从长远看其效率反而不及法治。
高水平的法治要求和执法的高成本，势必导致国家财政对立法和执法的更大投入。而法治越健全，分工就越细，社会法律消费就越多，百姓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就要享受法治社会需要支付的成本。
立法有哪些成本？从静态看，法治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守法成本、违法成本和执法成本。立法成本既指制定一部“良法”的成本，也包括消除“恶法”的影响所在付出的代价。而且，既使是一部好法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作为好法律的成本的一部分，需要加以控制。
制定“良法”的成本大致包括两方面。一是从程序上看，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及立法者付出艰辛的劳动和相应的费用支出。另一方面，某一个立法建设变为国家的意志的过程有一个艰辛复杂的过程。这种全社会共识的形成本身需要一定代价，有时甚至需要社会或某一部分为此做出牺牲，例如，最近新通过的《劳动法》就引起了各方面的争议。
有时，虽然制定的是“良法”，但“良法”及其实施亦可能有负面影响。因此，制定这种“良法”的代价，就是必须同时出台与之配套、旨在消除负面影响的法律，这也应当视作制定“良法”应有的成本之一。比如《破产法》的实施必然造成局部失业问题，而相应的社会保障方面的规定和制度就要同时配套，否则造成社会不安定反过来会影响《破产法》的实施。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通常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怎么方便怎么合算就怎么去做，成本成为影响一般人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因此社会应当创造条件大幅度降低守法成本，大到制度设计，方便民众以最小的代价就可以遵守法律。此外，还要通过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反过来促进人们选择守法。
守法的一种特别形式是“护法”。维护法律尊严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降低这种义务履行的成本，对“护法”具有重要意义。
在现实中国的司法工作者们所遭遇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由于我们的工作已经数量化了，所以公安机关多破案、检察机关多公诉案件和法院多判决罪犯都成了工作完成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
司法人员在办理案件时要讲良心，对司法人员的良心教育要重于业务素质教育，要以良心教育促进业务素质教育，不能要求强化司法权威而最终脱离民众。僵化的法律教育体系和社会的因循守旧是公认的障碍，而更大的障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
中国的司法机关在执法一直被强调“统一”，既各个地区之间必须“执法统一”，各个部门之间也必须“执法统一”。从一个角度来看，这对中央及各地区和各部门是个好的愿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带来了一些棘手的疑问。
不断燃起的信心正提升中国各种执法部门的视线，使其超越了简单的危机处理。最为常见的情况是，每逢影响巨大或者特殊的案件，公、检、法三家部门经常坐到一起开“协调会”，这样的会议还经常由上级部门来主动组织，目的就是要各个部门统一意见，保证“执法统一”，以维护法律和政府的权威。
然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一个不确定性是对案件状况过于草率的判断，是否会导致处理意见过早出台，从而危及案件公正客观？另一个不确定性是更为根本的问题：“执法统一”是什么意思？是与其他先进国家更相像，还是以中国过去具备的，往往独有的态度和做法为特征的法律？现在，中国法律界在这个问题上依然存在分岐。
法官作为国家司法工作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肩负公正和道义，所以在不同法律意见时应该坚持，而不是检察院公诉就必须判有罪，更不应该把得罪检察院和公安局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同样对于检察院和公安局来说也应该有着这样的执法追求。
三、司法改革最终目地是追求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备，法学教育越来越发达，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越来越高。但是，司法部门的威信、法律的威信却成反比下降。主张“恶法亦法”必然导致人民的法律脱离人民这一真理，正在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所证明。
如果普通民众基本上不可能懂法，只可能懂理是一个事实，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来保证我们的法不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这就是我们必须抛弃传统的“恶法亦法”的观念，必须以普通民众都能理解认同的常识、常理、常情作为指导我们制定、适用、执行法律的基础，灵魂限度和根本标准。
决不能像历代法学思想家们所主张的那样，强迫基本上不可能懂法的普通百姓向我们制定法律、理解的法律靠拢。而是我们法律的制定、理解、执行都必须向百姓所认同的最基本的是非观、价值观靠拢，向百姓所奉为基本行动规则的“常识、常理和常情”靠拢。这里所谓的“常识、常理和常情”从法理上讲就是基本的善恶观、是非观和价值观。
我们的司法者、执法者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当然只能以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为依据。强调讲法必须讲理，强调常识、常理、常情是法的基础、灵魂，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司法者、执法者对法律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基础之上，系统全面把握法律的基础之上。与“立法原意”不同的是，常识、常理、常情对每一个正常的人来讲，都不纯粹是一种外在认识对象，而是一种通过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而融入了每一个正常人潜意识深处的是非观、价值观，是一种基于人的本性而对自己生存和发展必须的外在条件的认识，是一个人要生存、要发展的本性与自然规律，社会价值的有机融合，是人的本性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的体现。所以，作为现代法治之基础的“常识、常理、常情”到哪里去找，答案是：请到我们自己的良心中去找。“良心”这东西，看起来似乎很神秘，说穿了也很简单。因为良心不是别的，良心是一个人对其所处社会最基本的是非观、善恶观、价值观的认识，是一个社会民众普通认同的常识、常理、常情，在一个正常人心灵中的反映。所谓现代法治是常识、常理、常情之治，实质上意味着现代法治归根结底应是“人性之治”、“人心之治”、“良心之治”。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司法人员必须依照良心来理解法律、执行法律、适用法律。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司法独立应有内涵的诠释，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宪法性要求。马克思曾经强调“法官只服从法律”，“服从凭自己的真心所理解的法律”。
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体会
司法改革的一个动力，源于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目前，社会舆论对司法领域的腐败案件特别关注，部分人对法官职业的理解和判断存在负面看法，这是我们必须重视的关键点，这也是司法改革需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司法公正一直都是我们的目标，只是实现公正是需要条件的。
1、独立的审判制度。这是我国司法体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必须承认的职能要求，我们只要承认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存在，它们之间就应该有一种相互分离的状态。司法独立不等于“三权分立”，它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态。在我国，它是宪法中规定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来自政府的干涉。现在的司法权设置与行政权设置的范围完全重合，法院的办公、人员工资等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负担。在这种司法环境下，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必然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
2、司法效率。就是我们常说的“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中国的百姓恶意诉讼，无理取闹近几年时有发生，但绝大多数的百姓是善良的，诉求是朴素的，达到的“理想”也是非常非常低的。百姓不到水深火热、忍无可忍，甚至到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决不会到法院打官司，他们朴素的诉求就是期待司法主持公平、正义，以维护公民的切身利益和权利。所以司法效率是公正的生命线，这是司法公正必不可缺少的内涵。
3、司法权威。司法应该有权威。权威含意就是法官负有对公民的生命、自由、权利、义务和财产作出最后判决的责任；司法机关对所有司法性质的问题享有管辖权，并拥有绝对的权威就某一提交其裁决的问题按照法律是否属于其权力范围作出决定；法院作出的司法裁决不应加以修改。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独立的问题不解决，权威的问题一定会出现。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
最高人民法院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规定了几个新罪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规定了6个新罪名，即：拐卖妇女、儿童罪（第一条）；绑架妇女、儿童罪（第二条第一款）；绑架勒索罪（第二条第三款）；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第三条第一款
）；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第四条第三款）；利用职务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第五条第二款）。
上述各罪除绑架勒索罪外，其余均为选择性罪名。

二、怎样认定拐卖妇女、儿童罪？
根据《决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拐骗、收买、贩卖、接送或者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只要实施其中一种行为的，即构成本罪。
（一）借收养名义拐卖儿童的，以拐卖儿童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确属通过介绍婚姻、介绍收养儿童索取了财物的，不构成本罪。
（三）拐卖妇女、儿童以外的人口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第3项的规定，以拐卖人口罪定罪处罚。

三、怎样理解《决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关于“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规定？
《决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规定的“奸淫被拐卖的妇女”，是指拐卖妇女的犯罪分子在拐卖过程中，与被害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不论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暴力或者胁迫手段，也不论被害妇女是否有反抗行为，都应当按照该款规定处罚。

四、怎样理解《决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规定？
《决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五）项所规定的“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是指由于犯罪分子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直接、间接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例如：由于犯罪分子采取拘禁、捆绑、虐待
等手段，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由于犯罪分子的拐卖行为以及拐卖中的侮辱、殴打等行为引起的被害人或者其亲属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等等。
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进行故意杀害、伤害的，应当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实行并罚。

五、如何区分绑架妇女、儿童罪和绑架勒索罪？
（一）根据《决定》第二条的规定，绑架妇女、儿童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妇女、儿童的行为。绑架勒索罪，是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他人的行为。两罪的主要区别在于：1．犯罪目的不同。前者是以出卖为目
的，后者则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2．犯罪侵犯的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是被绑架人的人身权利，后者侵犯的不仅是被绑架人的人身权利，还侵犯了他们的财产权利。3．犯罪对象不同。前者的绑架对象仅指妇女、儿童，后者则是指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一切人。
（二）根据《决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以绑架儿童罪定罪，并依照《决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三）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以绑架勒索罪定罪，并依照《决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四）以索债为目的，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定非法拘禁罪，不能定绑架勒索罪。

六、怎样认定拐卖妇女、儿童罪和绑架妇女、儿童罪中“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
拐卖妇女、儿童罪中的“情节特别严重”，是指《决定》第一条第一款所列六项情形中特别严重的情节。在具体执行中，不应在这六项情形之外扩大范围。
绑架妇女、儿童罪中的“情节特别严重”，主要是指绑架妇女、儿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情节特别严重的；绑架手段极其残忍、恶劣的；造成被害人或者其家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情节特别严重的；绑架妇女、儿童多人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等等。

七、怎样认定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
根据《决定》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是指不以出卖为目的，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的行为。以出卖为目的，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一）收买人必须明知是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而予以收买的，才能构成本罪。
（二）共同参与了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犯罪行为的（例如，有些收买行为是全体家庭成员或者亲属朋友共同商量决定的等），对于其中的主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其他参与者，如果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不追究刑事责任。
（三）被买妇女与收买人已成婚，并愿意留在当地共同生活的，对收买人可以视为“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不追究刑事责任。

八、怎样划分婴儿、幼儿、儿童的年龄界限？
《决定》和本解答中所说的“儿童”，是指不满十四岁的人。其中，不满一岁的为婴儿，一岁以上不满六岁的为幼儿。

九、如何理解《决定》的时效问题？
（一）对在《决定》公布施行后发生的案件，依照《决定》的规定办理。对在《决定》公布施行前发生、公布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刑法第九条规定的原则办理。
（二）本解答发布后，对应当按照《决定》处理的案件，适用本解答。《决定》公布施行前已处理的案件和本解答发布前已按《决定》处理的案件，不再适用本解答。
（三）本解答发布前有关办理拐卖、绑架妇女、儿童案件的司法解释，与本解答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1992年12月11日